尤其是年轻士子受限于其年纪，眼界，人生经验等等，其实并无多少新鲜而有见地的观点，大多只是求个标新立异罢了。
待到词穷之际，便把长辈们私下里说说的东西拿出来用到争论当中，那就更增添了几分危险。
当话题来到选才之制上面，已如风中之悬线，一旦为有心人所用，后果不堪设想，累及自身都是轻的，祸及家族也不是不可能。
岑文本和孙伏伽到时，文会已开了两天，长安书院的教授们并未能引导舆论，平息士子们的纷争，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
这事长安书院的人确实要负有主要责任。
读书人聚集于京师准备大考，他们眼见于此，便选了一些名声大的，才学高的，家世足够的士子来参加长安书院文会。
等到士子们渐渐分成了两派，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在，反而从中推波助澜，想让年轻人们尽量展露才华，要的其实就是巩固长安书院在文人中间的地位而已，丝毫也没有顾及会不会影响到将要到来的京试。
直到局势愈演愈烈，他们根本无法控制的时候，这才感觉要糟，求助于朝中。
岑文本和孙伏伽本来没当回事，不过当他们到来之时，论战已涉及到选才之制这种关乎于年轻人们命运的话题。
场面那可就厉害了……
比如说北人士子大多默认前隋时创立科举选才之制，但江南的士子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南齐时，便有课考之说，那才是科举的源头。
而且梁陈两朝都有所延续，你们北人骄傲个什么？明显那是咱们有所创新，你们只知道拾人牙慧，却还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观之实在令人生厌。
话题接着又偏了一些，有那江南才子指出，前隋立下科举，还不是为了对付以关西世阀为首的北方世族？
然后还愤愤的加上一句，前隋时科举不像样子，咱们江南有识之士都不带去参加的，选出来的那些什么秀才进士，到了咱们南边，谁会多瞅他们一眼？学识估计连咱家的书童都不如。
要说前半段还有些根据，不能说胡言乱语的话，那么后半段就属于大放厥词的范畴了。
孙伏伽，房玄龄，许敬宗，杜氏兄弟等人都是前隋选才的产物，他们大多出身庶族，真正位于九品之内的人极少，而且确实多为北方人。
可以说前隋开科取士弄的极其拉胯，可选出来的那些人都很有才能。
其中一大部分湮灭在了隋末乱世当中，可活下来的人各个都很了得，也正是隋末乱世，给予了他们极为难得的机会，如今位列朝堂之上的很有那么几位。
年轻人激切之下说话不过脑子，一下就把这些人给带了进来，只要有那么一位两位跟他较真，他这一辈子也就毁了。
而出格之处不止这些，江南士子对科举的态度也渐渐流露了出来，他们自己其实没什么固定的观点，可他们家中长辈不看好科举的却是大有人在。
于是他们论辩之时引经据典，把察觉制也拿了出来做比，渐渐的有人说出的观点就极端了起来。
认为将要到来的京试很难保证公正，听说还要弄出什么南北二榜，显然是为了维护北方士子的利益……
很难说其中是不是有人心怀叵测，从中推波助澜所致，可舆论就是这样，江南士子能来到长安书院参加文会的，都是此次京试的精华所在。
他们口中所言传出去了，定然会引导风潮，换句话说，京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质疑大考的公正性了，你说糟糕不糟糕？
孙伏伽和岑文本没有料到情形这么严重，也只是想摆出一副前辈高官的架子，转圜一下也就成了。
可风评即起，南北之人论战正酣，火气旺盛。
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