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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军兵分两路伐宋,西路军较东路军出兵稍晚一些于十二月初从云中府出发,很快便进入忻州、代州之境。

    当天,代州边关便紧急向太原宣抚司报告:“金军已过马邑(朔州)!”

    接到这个报告之后,童贯立即与参谋宇文虚中、范讷,机宜王云、朱彦通等开会商议,最后决定赴阙,即回东京见赵佶。

    童贯跟张孝纯和张孝纯的儿子机宜张浃说:“现在形势很危急,本王必须赴阙禀议,明日便行,河东就交给贤父子了。”

    张孝纯愕然,说:“金人已渝盟入寇,大王当在此勾集诸路军马,并力保家卫国,怎可离去?大王若去,人心必将骇散,是将河东弃与贼,河东既失,则河北岂能保耶?且乞大王驻司在此,共竭死力,率众报国……大王,太原府路地险城坚,人亦谙战斗,只要上下一心,金贼未必能破也。”

    童贯大怒,道:“本王只是承宣抚,不系守土,若宣抚司驻此经营,却要帅臣做甚?”

    感觉到了他自己话中的推脱之意太过明显,童贯语气稍稍一缓,又道:“本王到京禀奏官家,即日便发诸路军马来策应,这才是解河东之围的良策,本王留在此处,于守土,并无所益。”

    张孝纯一听这话,愤然而起,鄙视道:“寻常见童大王一副英雄模样,没想到事到临头,却如此畏懦,国家有难,竟一门只思走窜,是甚么节操?”,他随即回头望着他的儿子张浃说道:“休!休!自家父子与他死守!”

    童贯恼羞成怒,随即狠狠一甩袖子离开了!

    马扩认为,童贯打算离开太原,是被宣抚司的一众幕僚所蛊惑,于是给童贯起草了一份劄子(即公文),他在劄子中这样分析:

    “粘罕(宗翰)缘刘延庆军败而轻视我大宋,继有张觉和天祚之隙,遂听余睹、萧庆辈语,乘我边防空虚,乃敢渝盟,两路直入。然而,扩见金军入侵贼马并不多,只有区区数万,并非不可敌。大王应乘机应变,力为措画御捍,且贼所忌者有四,所幸者有三。

    贼一忌郭药师手下常胜军,勇于战阵;二忌河东、河北两路坚城可守,卒不能攻;三忌民兵守城养锐,不轻易出战;四忌战线拉得太长,首尾难顾,粮草辎重供应不足。此四忌也。

    贼其一幸,大王退避,诸帅无统,军民气丧,不能相互增援;其二幸,大宋不能迅速调集河北、河东两路重兵防御险要;其三幸,大宋区别归朝官不用,上疑下惧,自生变乱。此三幸也。

    河东地险、多关隘,人皆谙战斗,贼必不能长驱。唯河北路,虽雄、霸州至顺安军界有塘泺,但广信军、保州、中山、真定府皆是坦途,万一常胜军有变,燕山失守,贼马乘之,定长驱南渡。大王应速移宣抚司入真定府。真定与太原系邻路,足可相为应援,兼城坚粮多,加以大王据之,左右多西人,惯熟守御,金贼虽入境,决不敢越以南渡。兵法云:攻者常自劳,守者常自逸。决可挫彼锐兵于坚城之下。”

    马扩将这篇劄子交给童贯。

    童贯看过之后,沉默不语。

    马扩见状,知道童贯这应该还是想回京赴阙,于是道:“大王掌握国家兵柄,当此紧急报国之时,于大王来说,不可不尽力!何况结交女真,恢复燕山之事,乃是大王所经手,今有此窟窿,也必须由大王来弥补,不只是别人不知金人情伪,不能弥补,而且也不得使别人来弥补,此言非特系国家利害,亦系大王一身利害,乞大王深思之,勿惑于众人苟且之议,陷国家与大王于被动之地!”

    童贯听罢,脸上阴沉不定,不知有何抉择?

    不久,童贯便让马扩退去了。

    很快,宣抚司又接到代州关报,说金人已打破马邑县,游骑已至代州城下。

    马扩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又跑来见童贯,劝道:“大王宜早过真定,唯恐有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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