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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年5月8日，北京胡家圈胡同，罗刹庙。普拉特科夫刚刚主持完一场宗教仪式。参加仪式的除了教堂内的神职人员及在京俄罗斯官民外，还有数十名北京当地居民，都是刚刚皈依正教没多久的信徒。
俄罗斯东正教这些年在清国的发展是完全失败的。除了在发展信众方面一塌糊涂之外，他们自身的财务状况也很堪忧。俄罗斯政府其实每年都托商人或使团给北京东正教会带来价值数千卢布的货物，这些货物售卖后教会可以自行支配，充作维持费用。此外，清政府还会拨予七八千两银子的教会开办费用及人员津贴。可以说，北京东正教会每年可以使用的经费超过白银一万五千两，维持教会用度绰绰有余。
但结果呢？普拉特科夫主祭来支持教会后，很快就发现北京东正教会账面上不但没有一分银子的结余，相反还欠了在京俄罗斯商人甚至是清国高利贷商人总计六千多两银子的债务。
这简直荒唐！普拉特科夫主祭愤怒了，他在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担任主祭，每年可用的经费不过区区两千卢布，结果不但维持了教堂日常运转，还多有余裕施舍穷人，巩固上帝的信仰。但北京教会人数没有伊尔库茨克多，经费是好几倍，结果经营成这种鸟样，这绝不是一个两国物价不同所能解释的，一定还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普拉特科夫主祭想深入查一查，结果在教会下属们请他喝了一顿酒，并送上了清国钱庄银票若干、台湾银行秘密存单一份（账户内存款高达法币三千圆）之后，主祭大人很快冷静了下来，终止了调查行为。
不过，虽然收了钱，但普拉特科夫还是准备好好整顿一下教会。以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未来可绝不能像现在这般胡搞了。教会的欠债必须尽快偿还，发展新信众的事情也要多加努力。此外，作为一家半官半民的组织，普拉特科夫主祭还要负责与清国官方联络的事情，毕竟沙皇不可能每年都派使节团过来拜访，很多时候还是得靠他们把信息传到国内去。
事实上普拉特科夫主祭三天后就会入宫觐见博格德汗，并向康熙皇帝递交一份彼得沙皇的手书。普拉特科夫主祭没有看过那封密信，但他接到了莫斯科外务衙门的情况告知，同时那位送信来的使者也很有身份，知道很多关键信息，这才让主祭阁下在未来与康熙问对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不至于手忙脚乱。
“主祭，中国人送来了一份觐见注意事项，其中有涉及准噶尔汗国的需要回复，我翻译并摘录了要点，请您尽快审阅。”回到自己的卧室后，一名神职人员送来了文件，放在了普拉特科夫的桌上。
普拉特科夫点了点头，挥手示意人出去，然后拿起文件，仔细阅读了起来。
“……关于准噶尔人及其历届领主的活动：噶尔丹，先曾入教，后又还俗，结了婚。噶尔丹曾攻灭自己的岳祖父鄂齐尔图车臣汗，控制了他的属民。后来，噶尔丹侵犯中国边境，博格德汗为此派出军队征讨。他，噶尔丹，鉴于自己力弱，仰药而死。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自命为准噶尔的新领主，虽然博格德汗承认了他的继位，但他仍效法其叔，行为狂悖。他捣毁了诵经念佛的场所，干了违背他信仰的坏事；他还收留博格德汗的逃民一些蒙古人虽经屡次要求放还，但他仍不交出。为此，博格德汗已经采取严厉的步骤，即已派出自己的部分军队，攻打准噶尔人。而如果上述军队再俄国边境附近有所行动，请俄国朝廷不要有任何怀疑。”
普拉特科夫明面上是神职人员，但无论是北京还是莫斯科，都没把他当做一个纯粹的主祭。他是两国联络的重要中间人，但没有沙皇使团前来的情况下，他拥有相当程度的决定权，因此这些文件还是得他来审阅，需要回复时也是他来作答。
“沙皇陛下把中国朝廷关于准噶尔的通知当做仁慈的博格德汗愿意维护持久友谊与和平的标志。他就向珲台吉进军一事进行提醒，以免引起领国不必要的怀疑，此种做法是非常符合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