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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翊钧上朝的次数愈来愈少,并且最近两年随着群臣旧事重提请求建储,他干脆连面见朝廷其他大臣的次数都愈发的少了,只通过奏折和召见内阁大学士处理政事。如此,就越发突出了内阁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皇上还是对于朝廷大臣。

    只是,这样一来,作为唯一有特权能够经常见到皇上的人,几位内阁大学士——尤其是首辅和次辅所面临的压力都陡然增大!咱们见不到皇上,但想见你首辅和次辅还是很容易的,这已经成了几乎所有见不到皇上的朝廷大臣的共同想法。

    于是,想见皇上的人、想让内阁大学士规劝皇上的人、特别是那些因为这几年皇上没有兑现“诺言”而急于让皇上立储的诸多言官和大臣,全都每天涌进到内阁中,给内阁大学士施压,特别是给首辅和次辅施压。

    此外,士林言论也越来越对内阁不利,现在几乎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皇上之所以这样,全是被内阁给“宠”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内阁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没有及时规劝皇上,是严重失职!其中,又以首辅申时行和次辅许国受到的士林舆论压力最大!

    虽然以申时行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们积极奔走,几乎每次见到朱翊钧都要在他面前提一次建储的事情,但在外臣眼中,内阁阁臣依然是无所作为——为什么皇上几乎不再上早朝?为什么皇上很少接见外臣?最重要的是为什么皇上还不兑现“诺言”立皇长子为储君?

    另外,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仿佛就像是凭空出现般,最近两年朝廷形成了这样一个颇为诡异的标准:辨别一个朝廷大臣是忠还是『奸』,不再是以往的传统辨别方法,而是看他是否支持并拥立皇长子为太子!即便是显得有点诡异,但它却得到了朝廷大臣们的默认!

    就在这种情况下,阁臣们终于开始顶受不住压力。

    万历十九年六月,以母亲患病为由,王锡爵请假探视,滞留不归,留下申时行、许国、王家屏三人在内阁继续“受罪”。

    万历十九年九月,距离王锡爵归省才过了仅仅三个月,首辅申时行最终承受不住压力,致仕归家,他也决定不“玩”了。

    同月,还没等申时行致仕的消息彻底传开,知道此时的首辅有多难当的次辅许国,早就没了做首辅的心思,紧随着申时行的脚步,也致仕了!

    经过廷推,“倒霉”的赵志皋和张位在申时行和许国离开内阁的当月成为内阁大学士。

    如此一来,申时行、许国致仕,王锡爵归省滞留不归,原来的四位阁臣中排名最末的王家屏反而一跃成为了内阁首辅。

    等真正坐到内阁首辅这个位置上,王家屏才切实的体会到了申时行的不易,这简直比放在火炉上烤更令人揪心!他为人极为正直,行止端庄,不贪权武断,说话做事不像申时行那么委婉,这就注定了他在这个位置上必定不会与朱翊钧太合拍,尤其是在国本的问题上!

    万历二十年,朱常洛已经十一岁了,在宫中也被“禁锢”了六年,虽然也使尽各种手段,甚至创造『性』的开创并用尽方法让朝臣们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那个——以支持并拥立皇长子为太子来辨别忠『奸』的方法,可惜不要说成为太子了,至今却还没有被朱翊钧放出去读书。

    于是,朱常洛又想了个办法,放出风去,让朝臣们疑虑,如此下去,即便是皇长子最终能成为储君,将来也可能成为一个愚昧无知的君主,怎样主持国家大事呢?同时也让群臣对朱翊钧的用心产生怀疑。

    朱常洛的方法初步奏效,以李献可为代表,不少人联合向朱翊钧接连上疏,恳请让皇长子出阁读书。不过,强硬的朱翊钧以“违旨诲君”的罪名,将李献可降职外调,其余伙同者夺俸半年。

    此御批下到内阁,要求内阁拟旨执行。但是,王家屏却拒不执行,将御批予以封还,把朱翊钧气的当即严厉斥责王家屏“迳驳御批,故激朕怒,甚失礼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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