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
开始批准的是2只药，后来尝到了甜头，数量在慢慢增加，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国。
印度于是就成为了全球癌症患者的天堂，同时，也是各国医药巨头们咬牙切齿的卑鄙国家。
站在药企的角度来讲，“专利强制许可”这分明就是耍流氓行为。
我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研究发明了一只药，当然是希望这只药能为公司带来巨大的利润，得到回报的。
所以我能生产，我就自己生产再高价卖给你。我不能生产，你也得付高额的专利费。
但站在各国卫生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讲，他们的职责是首先要保护本国公民的“健康权”。
明知道你有这么一只好药，你却因为专利壁垒不允许病人使用，你这是什么行为？万恶的资本家？
那我就甩开你，利用行政命令扫除法律障碍，仿制你的药物，再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本国公民。
谁对谁错？
估计完全可以成为大专辩论赛的题目，吵上个三天三夜。
陈淑琴怕陈夏一时头脑发热，说出得罪人的话来，赶紧转移话题道：
“拉塞德尔夫，如果我们同意专利授权，是世卫组织的指定药企，还是由我们自己选择？”
这个非常关键，如果是世卫组织指定，那就说明这里面一定有猫腻，拉塞德尔夫本人可能就是某些国际药企的“白手套”。
如果是自由选择授权药企，那这个可操作性就大了，专利费多少也有商量的余地。
拉塞德尔夫认真地说道：
“放心吧，我知道你们当初跟国际器官移植协会的矛盾，所以这次世卫组织不会强迫你们跟谁合作，我们的要求只有两个。
第一，请求你们开放抗生素专利；第二，每一个大洲，至少授权最少3家药企，不允许价格垄断，要有足够的竞争。”
陈淑琴一听，觉得拉塞德尔夫的要求不算太过份，给了四季集团很大的自主性。
陈夏突然插话道：
“拉塞德尔夫先生，如果我们答应世卫组织的要求，开放专利，这对我们公司，对我们旗下两家医院的损失都非常巨大，也破坏了我们的企业布局。
既然世卫组织还是愿意跟我们讲道理的，那我想我们四季集团是应该得到一定的补偿的，如果你们一味要求我们奉献，那和独栽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
拉塞德尔夫一时语塞，微微点头：“说说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