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辽王入京之后,不仅渗透朝堂,而且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也在江南等地安插了大量的人手。可以说江南各州在名义上已经被辽王掌握,在这个过程中,李知性辅佐辽王,算是二号人物,所以辽王死后,这部分战果顺理成章地由李知性继承,他也镇得住。

    李知性镇不住的就是秦家的宗族势力,这部分势力主要集中在关外。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辽王刚刚平定了白莲教,江南各州只是初步掌握,还未消化,他的属下又多是北人,必然是根基不稳,此时辽王一死,辽东内部为了夺权开始内讧,江南这边立时就是暗流涌动。

    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偏偏有一个名叫陈先之的落魄秀才,趁机在江南起事,初时不过两千余人,对上官军两万余人,竟是一鼓作气破之,顺势收编败军残将,又连下十一城,逐渐成了气候。

    偏偏江北这边的李知性、新辽王、太平教正上演三足鼎立的戏码,无暇他顾,其中李知性最为势大,太平教与新辽王又暗中联手,共同抗衡李知性。

    在三家看来,无论是谁胜出,都能携大势南下,一举平定天下。

    这倒是给了陈先之机会,他一路攻城掠地,将官军赶出了江南,并且得到了江南大户士绅们的支持。

    这也不奇怪,在江南士绅们看来,北边的三个都不怎么样。

    殷正心就不必说了,虽然是江南吴州出身,早年间在士林也颇有声名,但随着他开始走底层路线,那就是自绝于士林,读书人怎么能跟泥腿子混在一起呢?这种来自读书人的歧视是很要命的。当然,关键在于殷正心的政策从根本上动摇了士绅们的利益,他在江北打击大户的手段让江南士绅们兔死狐悲,这是绝不能容许的。

    至于李知性和新辽王,则都是他们眼中的“辽东蛮子”,在过去的数百年,一直都是武人的代表。

    文官对于武将的忌惮几乎是刻在骨子里,正所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文人们也最怕武人得势。

    反倒是陈先之,因为是秀才出身,所以很懂得礼贤下士那一套,本就是江南士林的候补人员,他也无意走底层路线,还是过去的老想法,自然十分符合江南士绅的胃口,故而大户们都愿意支持他。

    有了江南士绅的支持,陈先之既不缺人才,也不缺钱财,他就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兵事上。

    事实上,陈先之能够出头,全凭用兵打仗的本事。不得不说,有些人就是天生的才具,可以无师自通。

    转眼间,又是三年。

    北方还未分出胜负,南方基本一统。

    虽然新辽王兵败,大部分秦氏宗族投降李知性,新辽王率领残兵败将归附殷正心,但李知性和殷正心几次交手,仍旧未能分出胜负。

    反而是陈先之得到了云锦山大真人府和全真道的支持,大儒们也纷纷出山相助。

    此时陈先之的气运虽然还不如当年的老辽王,但也相去不远。

    在这种情况下,殷正心和李知性不敢再打下去了,只得暂时罢兵言和,联手应对江南的陈先之。

    一年后,陈先之准备妥当,亲率二十万大军渡过大江,一路北上,与李知性和殷正心的联军交战于彭城。

    彭城地方,历代大规模征战数十次,是非曲折难以论说,但史家无不注意到,正是在这个古战场上,决定了多少代王朝的盛衰兴亡,此兴彼落,所以古来就有问鼎中原之说。

    交战双方都心知肚明,谁能赢下此战,基本就是天下之主了。

    这也到了考验齐玄素和秦凌阁排兵布阵的时候,这种冷兵器时代的大规模战争,恰恰是两人都不怎么擅长的。

    陈先之身着白衣白甲,率领三千白袍骑兵先行,陈军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然后陈先之身先士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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