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的两个记者给1000元。”
刘惠娟惊呆了。
八十年代500元，1000元是个什么概念？这都可以抵工人小半年的收入了。
“陈院长，这，这红包是不是给得太多了？”
“不多不多，你放心，咱们红包越厚，这些记者们肯定会拼命吹棒咱们越中医院，到时咱们花几千块钱，就能在全国各大报纸广播等媒体上连续上N次头条，成为全国人民都关注的热点，这生意怎么算怎么划算，绝对物超所值。”
有没有发现，陈棋这就是典型的“浙商”风格，什么都要盘算一番，什么都想争取好处和利益。
但刘惠娟还是有自己的担忧：
“可是陈院长，我看到这洋山过来的小病人是昏迷着转院的，人家洋山肯定是看着病人快要死了才送到我们医院来，万一病人有个三长两短，那我们现在越高调，到时不是越被动了？”
刘主作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医学这玩意儿，谁敢百分百保证一定能救活？
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后，医院也不愿意跟媒体打交道，因为医疗这玩意儿都是说不清道不明，医好了皆大欢喜，医死了扑天盖地的指责，换谁都受不了。
尤其少数个别媒体记者为了曝人眼球，恶心杜撰的假新闻，却让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所以院方也好，医生个人也罢，基本上并不喜欢媒体，也不愿意跟媒体多交流勾通，免得被人家恶意剪接发到网上电视上。
陈棋沉吟了一下利弊，决定还是要干：
“没事，高风险高利润，只要咱们把小病人治好，到时全国人民都会知道我们越中医院的水平是全国最高的，是全世界都有名气的，我们就赢麻了。
至于说如果小病人死了，咱也不怕，现在咱不是给记者们一个大大的红包嘛，到时大不了再给一个，反正记者嘛，原则性不强的，笔头一歪，他们反而会引导舆论帮我们说好话。”
八九十年代的记者那都是很牛逼的，那真是什么话都敢说，什么报道都敢发。
《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那都是活阎王一样的存在，某些人避之不及。
后来的王克勤、崔松旺、石野等记者，那也是活阎王一样的存在，让人咬牙切齿，恨不得人道毁灭他们。
至于后来的媒体记者，也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记者”，顶多只能算是对着稿子念的“播音员”。
所以对媒体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收买的。
笔头是往左歪，还是往右歪，取决于红包的厚度，他们早就忘了学生时代从事媒体行业的初心和一腔热血。
当然也不能全怪他们，有些报道你就算写了也发表不了，咳咳。
刘主任听到院长都这么说了，也就不反驳了，马上去安排招待了，她就是干这个工作的。
病房里，医生们也忙着开始抢救。
因为病人傅珍珍送到越中医院的时候还是处于昏迷状态，就怕一路上出现什么意外，所有洋山医院的大外科主任周思齐亲自陪同送来的。
因为病情紧急，到了越中医院后，双方只是简单握了一下手后，周主任马上介绍起病情来。
“诸位领导和同仁们，因为时间紧张我也不客套了，患儿是先被人喂了砒霜后引起三氧化二砷中毒，随后又被炸药炸伤，万幸上半身因为被她爸爸挡住了，除了局部烧伤问题不大。
但是患儿的下半身，尤其是双下肢烧伤炸伤的情况不容乐观，现在的情况是大量肌腱外露，深部肌肉坏死，很多黑色炸药嵌入深部肌肉，而且现在还在真菌和细菌多种感染。
入院后我们马上进行了洗胃等对症处理，以及清创和抗炎治疗，但是患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