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水平”牵扯的贪官仅仅八百余人，尽数被判斩首，三族发配东山府。
最后“第五水平”的贪官仅七十二人，他们被判五马分尸，三族八千余人与他们共赴黄泉。
被处刑中官职较高的几人，浙江布政使赵玉森，户部主事张琦，吏部员外郎王孙蕙。
除此之外，犯事的勋贵数量也不少。
魏国公徐文爵、成国公朱纯臣、定国公徐允祯、阳武侯薛濂、安远侯柳祚昌、抚宁侯朱国弼、临淮侯李弘济、灵璧侯汤国祚等十七名勋贵皆被削去爵位，没收家产，流放泰西为民。
经过户部和户部统计，此案被处罚人数达到了四十五万人，而查抄所获的金银纸币、古董字画、田亩宅院价值达到了五千六百余万两，等同大明全年53％的财政收入。
朱慈燃将古董字画收入内帑，田亩分给当地百姓，宅院挂到皇店变卖，黄金白银存入金融司。
同时，他发放一千五百万两纸币，以村、镇、县的集体方式发给参与检举的百姓。
虽然不知道这笔银子有多少能落实下去，但大案在前，朱慈燃不相信官员们敢全部贪污。
至此，天启第五大案的“治贪案”结束。
不过，令许多官员瞠目结舌的是，作为被检举最多的人，内阁首辅洪承畴居然什么事都没有，依旧在事后稳坐首辅的宝座。
反倒是阁臣李长庚在这期间卒于任上，被皇帝恩赐不少东西给家人，自己也获得了个“文庄”的谥号。
李长庚去世后，作为户部尚书的沈廷扬进入内阁，而接替他的是户部侍郎孙可望。
同年九月，阁臣温体仁也告老还乡，工部尚书孙元化入阁，四川布政司李邦华接任。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大明朝这两年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治贪案”上，但并没有松懈对莫卧儿的打击。
长久的打击让莫卧儿和大明接壤的地方成为一片白地，曾经五千万人口的莫卧儿只能不断地打击内部土邦来整合力量。
同时，由于产出不足，莫卧儿的农民起义也时有发生，不过往往都被蒙古骑兵迅速镇压。
到天启三十年时，阁臣沈廷扬估计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莫卧儿下降了最少一千万人口。
不仅仅是莫卧儿，就连印度厮当诸藩的土民人口也从三千四百多万，下降到了两千七百余万。
与之相比，印度厮当诸藩的国民数量增加至四百七十万。
这仅仅是印度厮当的情况，相比较下，利未亚的情况好上许多。
经南昆仑监察使司陈子壮上奏，利未亚诸藩国民数量达到二百三十万。
由于耕地不足，因此并未吸纳土民，所以在有城镇的地方，汉人的数量可以达到90％，剩下的不是印度和瀛洲的移民，就是大明国内迁移而来的少民。
另外，天启三十年齐国对唐吉淮三藩出口粮食达到了四百万石，承担了三国20％的粮食缺口。
至于齐国，由于没有监察使司负责监督，因此内阁只能从齐国每年的上疏中了解齐国的情况。
天启三十年，齐国国民总数约八百六十万，约占百姓总数的34％，齐国百姓总数为两千五百三十万人。
同时，齐国耕地数量在天启三十年突破一亿亩，达到了一亿余七百八十万亩。
大约七年的时间，齐国耕地数量增长了三倍，年人均口粮达到了七百二十斤，肉蛋奶达到了年人均六十二斤。
大明效仿齐国的统计情况，将北直隶地区作为统计对象，最后得出大明年人均口粮八百一十九斤，肉蛋奶年人均二十一斤。
主粮上，大明相比齐国依旧占据优势，但在齐王朱由检写给皇帝朱由校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