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慧廉听着很有趣，“要如何解？”
“好问题！”梁漱溟说，“从根本上讲，人的一切问题都出自生命本身而不是外面，但人们却总向外面求解决，实在是最常见最根本的错误！放眼望去，有谁明见到此？”
苏慧廉问道：“先生的意思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佛家？”
“是的，”梁漱溟肯定道，“其余诸子百家、古今中外一切圣哲，虽尽心解救生民苦难，所走的路子却全没有脱出这一根本错误，都不足取。”
苏慧廉边记笔记边频频点头：“能不能请先生到我的书房继续探讨？我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您求解。”
梁漱溟没有拒绝：“可以。”
两人临走时，李谕说：“梁先生，其实你可以多关注关注哲学，关乎当下人生的哲学。”
“人生太虚妄。”梁漱溟说。
李谕说：“佛法和人生到底哪个虚妄，我觉得同样是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我自然分得清，”梁漱溟说，“先生，暂且别过。”
李谕抱拳道：“告辞。”
好在梁漱溟自己明年就会回过味儿来，没有像李叔同一样剃度出家。
——
几天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的考察队抵达了中国，北洋政府立马派严复去迎接。
李谕自然也到了场。
严复提前向李谕了解了一些西医的情况，只是没什么信心：“现在全国最少有五六百个洋医生，但这么多年过去，没见什么起色。”
李谕说：“那些都是传教士医生。说到底传教士信奉的还是神学，而非医学。他们没有足够的医学设备以及书籍，关键也未曾受过真正系统的医学教育，跟不上医学发展，至少我没听说哪个传教士毕业于优秀的医学院。”
严复说：“的确如此，他们似乎治病也没治好多少人。”
李谕说：“传教士医生只希望立竿见影，试图尽可能治疗他们能治疗得了的病患。对他们来说，结果重于标准。因为他们把医疗效果与传教挂钩，有了好结果，就能吸引更多信徒。”
“已经用上了心理学。”严复说。
“而且有点销售心理学的味道。”李谕笑道。
伍连德等人曾经建议把中国的西医教育分成三个阶段：
1900年以前算作教会医院时期，虽然有少数几个医学校陆续开办，但基本依靠的是教会医院，只兼收少数学徒传授医学知识；
1901年至1912年是医学教育萌芽时期，这期间上海震旦大学增办了医科，德国人开办了同济医学校，“满铁”则在奉天设了“南满医学堂”；
从1913年开始，正规的医学教育才在中国逐渐成形，教育部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的规程。
严复问道：“美国人这次在北京建的医学校，是什么标准？”
“按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想法，至少要建成一个比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院。”李谕说。
“他们真想这么干？”严复问。
“根据美国的门户开放等外交政策，他们现在反而有点讨好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此前的留美幼童项目、庚子退款兴建学校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希望通过影响这些未来的中国精英，让我国尽可能慢慢变得亲美，他们就能够施加影响。不管商贸还是政治上，对他们来说，将来的好处要比投入大得多。”李谕解释道。
“是一步大棋，”严复感叹道，“只是听起来好像与传教士们的做法殊途同归？”
李谕说：“只能说做得更加高明。”
严复说：“果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疏才游历多国，见识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