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 李谕说：“作为文明与知识的载体，语言的作用一直很大，在欧洲时，我遇见过一位叫做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家，他便相当看重语言的作用。”
“哲学家？”鲁迅问，“我没听说此人，胡适之研究哲学，他或许听过。”
维特根斯坦的鸿篇巨著《逻辑哲学论》要到1921年才问世，现在国内无人知道很正常。
“等欧洲大战结束，物流、通信恢复正常，希望有人把它带回国内，最好能翻译成中文。”李谕说。
“说到翻译，”鲁迅又点了一根香烟，“过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的两位正副监督，全都不赞成推广白话文。”
“严复先生和林纾先生？”李谕问。
“严复先生倒还好，抵抗最激烈的是林纾。”鲁迅说。
李谕感慨道：“琴南（林纾字）先生当年可是先进的维新派，反对缠足，反对迷信，反对大家庭制，而且提倡兴办女学。”
鲁迅说：“琴南先生人品文化方面没话说，不过清亡之后，成了一名坚定的遗老。”
“他好像没有受过多少前清的恩惠吧？”李谕说。
“没多少，但林老先生在清亡后自称‘清处士’，数十次远赴河北易县的光绪帝崇陵伏地磕头，大声啼哭，连守陵人都看不下去，”鲁迅说，“或许他把自己比作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奔波数千里十多次往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哭陵。”
“明末与清末区别大了去。”李谕说。
鲁迅说：“紫禁城里宣统小皇帝知道后，大为褒奖，赐了两次字，‘烟云供养’和‘贞不绝俗’。得到这八个字，林老先生更是泪如雨下，感激涕零，写了一首诗抒怀，‘从来无语不轻赐，自问布衣无此荣’。”
“他的改变如此大，或许当年就是想振兴清廷。”李谕叹道。
“如果仅仅这样也就罢了，”鲁迅继续说，“为了反对文学革命，琴南先生前后写了好几篇文章，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攻击所谓的新文化是‘覆孔孟，铲伦常’，是大逆不道。甚至想要让蔡校长带头反对文学革命，但蔡校长怎么会被随意说动。”
“琴南先生不过是个缩影，抱着如他这般思想的遗老遗少数不胜数。”李谕说。
鲁迅吸了口烟，突然说：“真不如来场俄国那样的革命，一劳永逸。”
“俄国现在也是刚刚开始。”李谕说。
就算再过一百多年，到了李谕穿越前，有皇俄思想的俄罗斯人仍不在少数，还有相当的政治团体支持。
鲁迅说：“现在必须集中力量攻击各种社会弊病，把那些打着‘祖传老病’旗号，反对吃药的‘国粹派’全部打倒。”
“国粹？”李谕对这个词的理解貌似有点不一样。
“所谓的国粹，”鲁迅哼了一声，“就如同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是野蛮文化的混合体！”
迅哥说话还是挺狠的。
李谕说：“我想到了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初中语文课天天挂嘴边。
“正是这个意思，”鲁迅说，“中国人自大而好古，而且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自大，党同伐异、扼杀天才的悲剧时常上演；自私取巧，专谋时势，对一切只知冷笑，这又就是国人的事业。”
李谕说：“琴南先生其实也算新人物，可惜学了外国的本领，仍然没忘旧时代的陋习。”
“就是因为有一部分新人物不够新，才要用过继手段，让旧世界早点消亡！”鲁迅越说越起劲，“那些抱着残旧思想又想学点新事物的人，就是彷徨之人。世界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