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一样引起太大反响。以致许多学术界人士都觉得，罗素的思想并未被中国新知识分子所接受，也未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甚至还因为他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罗素对中国未来的一些建议，他觉得有两件事必须挑明：第一，将西方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并不合适；第二，中国以往的文化也不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应当进行彻底改造。
罗素希望中国人既不要盲从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动地沿袭中国固有传统。他相信将来中国一定能像过去一样，对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贡献。
这些观点其实挺中肯客观的，也比较符合中庸的思想。
不过《申报》刊载罗素的演讲时，用的副标题是“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
报道后不久，此文便招致一些知识分子的诘难。比如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罗素与国粹》一文，直接点名批评罗素的观点，他认为罗素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这是很要不得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坏处远比好处多，中国人又特别容易自大。
当然了，支持罗素的也不在少数，很多人都发文说保存国粹与改造社会并不矛盾，中国人不仅应该保存本国国粹，还应保存他国国粹，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
也算罗素间接参与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之中。
可惜罗素没能在中国待很久，他去河北育德中学演讲时，为了保持绅士风度，没穿外套，意外染上了风寒。更倒霉的是风寒转成肺炎，被折磨了三个多月才好。
期间他拒绝任何报人的采访，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刊谎登罗素已去世的消息。后来经过交涉，他们仍不愿收回此消息。
病情好后，随罗素而来的情人布莱克又怀了身孕，两人只能返回英国。
在回国路上，罗素取道日本，那家日本报社又设法采访他。
作为报复，罗素让秘书给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纸上写着：“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老哥挺会整活的。
另一位毛姆先生，则主要是和辜鸿铭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毛姆由于没去北大参加演讲，便下榻在了北京饭店。他刚在英国读了《中国人的精神》，对辜鸿铭这个人很感兴趣，于是派了一个随从拿着请帖到辜鸿铭家，说希望请辜鸿铭去聊聊。
结果连续好几天，毛姆都没有收到消息。
意识到自己怠慢辜鸿铭了，毛姆立马亲自登门造访。
辜鸿铭虽然和新文化运动者比较不对付，但他是真的热爱中国文化，也很自负，对毛姆说：“先生想来见我，真是荣幸之至。因为贵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所以你们以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只得向他道了歉。
而在提到西方文化时，毛姆认为西方的文化影响了全世界，欧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辜鸿铭却不赞成毛姆的说法：“西方的休谟和柏克莱，根本无法与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当西方穴居毛饮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了。”
毛姆显然也不赞同辜鸿铭的见解，于是问：“为什么上百年来，是你们黄种人遭到白种人的轻蔑？”
辜鸿铭立马来气：“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大炮和机关枪！这不叫以德服人、以文化服人，而是恃强凌弱，与野人没什么不同。”
毛姆接着说：“如今身在贵国的杜威哪，他坚持的实用主义不就受到了你们的欢迎。”
辜鸿铭却说：“杜威的实用主义，是那些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避难所。”
毛姆又问了个比较犀利的问题：“我听说现在贵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