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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转了一大圈的梁启超、蒋百里一行，终于回了国。几天后，蔡元培以及李谕等人在会贤堂饭庄宴请了他们。
蔡元培说：“任公，这次出去的时间不短，收获一定不少吧。”
梁启超端起酒杯先品了一口黄酒，然后说：“失望，堪称彻头彻尾的失望！过去的欧洲是古老中国努力学习的方向，而经过大战后的欧洲，简直成了警醒中国的标志。落差实在大到让我难以描述。”
蔡元培说：“任公还去了圣彼得堡？”
梁启超摇了摇头：“没有，但是我了解了那里的情况，听说来自北边这个国家的思想正在国内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蔓延。”
蔡元培说：“任公，你要是去校园中走走，就会发现如今的学生已经不是过去的学生了，他们可不会仅仅满足于课堂上所学。”
“我明白，和会失败，引发了学生运动，”梁启超说，“这件事不能怪他们，谁能想到，霸权终究是战胜了公理。我们之前一直还做正义人道的好梦，现在梦碎了，才猛然惊醒，原来列强终究还是列强，和一百年前签订《维也纳会议》时没什么两样，依旧是几个大国鬼鬼祟祟地将所有的事情决定，牺牲小国的利益。”
蔡元培叹道：“还是疏才兄弟有先见，多年前就侧面提过多次。”
李谕笑道：“都是胡乱猜测，毕竟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就是永远学不到教训。”
梁启超说：“我算明白了，洋人的资本主义救不了我们，因为连他们自己都救不了；至于北面俄国的主义，看着有点势头，但我们又和俄国有太多不一样。”
蔡元培说：“守常（李大钊字）在北大时常常给我们讲苏俄的事情，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真有两下子，那个叫做伏龙芝的将军，才几年的时间，竟然已经把白俄的军队各个击溃。他们的主义说不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梁启超说：“着实想不到他们可以突出重围，在战前，其军事和经济力量都那么弱。现在我真的不敢预测战争走向，以前觉得德国会赢，结果德国输了；后来我认为布尔什维克赢不了，又与我的预测相反。”
李谕说：“我听别人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短期看军事，中期看经济，长期看主义。不管怎么说，苏俄必然会是个巨人。”
梁启超却感慨道：“太新的东西，连学习的把手都找不到。哎，我对未来彻底迷茫了！以前还能著书立说写点文章研究研究国家要怎么变好，此时一句话都说不出。”
李谕说：“任公不必这么悲观，好在这么多年让我们知道，不能照搬洋人的东西。”
“所以才让人更加迷茫啊！”梁启超叹道，然后说，“还有一件事，这次我经由美国回国时，法国那位伟大的女科学家居里女士，和我坐了同一条船。她要访问美国，而且说结束美国的访问后，就会应疏才的邀约来中国。”
蔡元培高兴道：“太好了，居里女士是全世界都敬仰的最成功的女科学家！”
梁启超说：“这件事启发了我，疏才兄弟，咱们干脆成立一家讲学社，每年请几位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来中国讲学。”
李谕同意：“我虽然能请来不少，但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要是有个团体，就能更好地接待这些伟大的思想。”
梁启超说：“教育为立国之本，请有名望的学者，同样是教育国人。”
李谕说：“作用当然是有的，但真要强国，义务教育才是根本。”
“但义务教育只能由政府来做，”梁启超说，“因此政治终究是件大事，尤其是当下的政治，关乎一个国家陷入困顿之后的大方向。”
李谕说：“现在国内调兵遣将，马上就要打场仗。”
不仅李谕，不少人也有类似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