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不就像先生考据一个字，有时也要花去几个月的时间、精力、工夫，翻阅无数典籍一样？”
王国维张了张嘴，顿了几秒钟后称赞道：“不愧是帝师，您的这个解释让我彻底想明白了。”
李谕笑道：“其实里面还涉及很多经济学的问题，或许再过一段时间，中国人对此就会习以为常。”
王国维说：“那更是难以想象。”
——
王国维按照胡适的分类，属于旧文化人，不过学问确实很高，明年就会进入清华刚刚成立的国学院，位列四大导师之一。
四大导师中还有梁启超。而最近，李谕就收到了梁启超的讲学社发来的消息：泰戈尔到中国了。
泰戈尔首先抵达的是上海港，负责迎接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人也是此后泰戈尔的翻译。
不过泰戈尔的访华，显然没有此前杜威、罗素，以及李谕请来的爱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夫人影响大，甚至早在他还没抵达港口时，很多国内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反对了。
比如年轻的茅盾，提前发表文章，警告那些涌向码头的崇拜者，不要被泰戈尔的“东方文化”和“灵魂的乐园”等说辞所迷惑。茅盾写道：
“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人家用机枪打来，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诵五经退贼兵’！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我们还怀疑得很呢！”
等泰戈尔抵达码头后，就进行了一番演讲，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泰戈尔不仅吹捧“东方文明最为健全”的传统观点，竟然公开批评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指责“亚洲的一部分青年，正在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
这就把几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给得罪了。
尤其是一枝独秀陈仲甫先生反差最大。
仲甫先生曾经在1915年翻译发表过泰戈尔的诗作，介绍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而这一次，仲甫先生就不客气了，发表了《泰戈尔与东方文化》等多篇文章，评价道：“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
并且奉劝道“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
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把自己作烂菜叶，卧在地上，希望叫强盗滑倒’同一滑稽呀。”
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态度立马转变，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说得很委婉，只是认为泰戈尔的思想不太适合当下的中国。
泰戈尔之所以受到“有点难堪”的批评，是因为他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思想者（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胡适觉得泰戈尔访华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
说起来，这个情况与此前轰轰烈烈的科玄之争有点类似。
玄学的一些观点说不上错，只是不适合当下的中国；又或者说次序错了，毕竟有了经济基础，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