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到学校的平稳过渡，但可惜后来两党斗争愈发酷烈，这份意见也被束之高阁。
而关于徽宗为何选择如此激进的做法呢？
现代知识告诉我们，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分配。
但封建时代自上而下的改革则不同，由皇权和朝堂发起的改革本质上是利益的互相妥协。
变法新政既想求国家富强，又想求士人满意，还想求个人好处，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一次次变法中受伤的永远只有百姓。
而当百姓再也榨不出油水的时候，再无妥协余地的新党就只能向旧党发起决战，科举就此取消。
事实上回顾宋史，因为封建时代变法本身的软弱性，导致所有变法最终都只会变成对下索取，与三次兴学相对应，宋朝的第一次苛捐杂税激增就发生在仁宗一朝。
而北宋的第二次苛捐杂税激增恰恰就是宋徽宗时期，而且这还是建立在并未废除仁宗一朝杂税的情况下，普通百姓的生活惨况和地主们兼并土地的盛景已可想而知。
宋徽宗和蔡京执政时的极度腐败在咱们历史课本上都有，故而此处就不再赘述，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水浒传》当中的智取生辰纲。
水浒传的故事是施耐庵根据宋江起义记录加工而成，但生辰纲这道苛捐杂税在徽宗时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相较于当时境况只能算九牛一毛。
失去了科举掣肘的太学制度也飞速腐败。
事实上神宗的元丰年间太学就已经滋生腐败，虞蕃讼案中虞蕃怒喷三舍法“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引得神宗下令清查，最终查出连参知政事和开封府尹都有牵连，形成了震惊一时的元丰太学狱。
徽宗废了科举后，太学也很快偏离了三舍制以行实取士的初心，定“八德”取士，时人非议“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
在单靠三舍法晋升的情况下，奔竞贿赂之风大起，学术腐败之风难刹，在公平这一点上比起来科举反倒远远不及。
而地方上的州学县学在财政上更是困难，地方地主联合官员侵吞学田更是屡见不鲜，于是十六年后科举又重新举行。
虽然最终崇宁兴学本质上也是以失败告终，但整体来说徽宗时还是继承了前两次的变法，将王安石抬到了孔圣人的身侧，并最终推进出了北宋兴文的终极形态。
其实回顾三次兴学，虽然能列出来一百条缺点，但单单王安石喊出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跨时代的指导思想就已经值得肯定。
王安石是真正意义上点燃北宋变法兴学之火的人，但恐怕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这变法能走到哪一步。
毕竟教员说的相当明白，变法改革这事儿不是请客吃饭。
由上而下单靠皇帝一条圣旨推动，想要不流血的完成利益分配，几乎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孔明感觉嘴巴里有点发干，端起来面前的茶水一饮而尽但犹觉不够，最终就这么捧着没水的水杯发呆起来。
面如平湖，但心中却好似有惊涛骇浪与奔雷搏击，无论是那王安石的大胆之言，还是后世那人对变改之事提纲掣领之见，都让孔明难以平静。
短短不过片刻的“漫谈”，给他所带来的震撼比之前那烛影斧声要大得多。
处处似乎都在说治学，但又似乎都不是在说治学。
细处言语耐人寻味，惊人之言更是值得细细琢磨，于是最终孔明扭头，撞上了庞统苦笑的眼神。
“便无那万全之法？”
庞统单刀直入问道。
“那范仲淹志趣高洁，这王安石亦是能为天下不惜身之人。”
孔明说起来这两个名字也多有慨然，随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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