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话说回来，西北藩镇的所谓“忠心”，同样是有条件，有边界的。朝廷粮饷到位了他们才忠心。若是粮饷不到位，那也说不得要造反。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被戏称为“小隆基”的唐德宗即位初期，便因为不重视西北藩镇的诉求，而导致了“泾原兵变”的爆发。
第四种藩镇，被称为“东南财富型”，基本上都是位于荆襄、江淮、江南等地。这里受到安史之乱的破坏较小，成为了维持大唐朝廷运作的粮仓和钱袋子。
这里的藩镇，都是安史之乱以后唐庭主动设置的，兵力都很少，一般不超过万人，目的也仅仅是为了防御盗匪。
这些藩镇内部动荡也较少。（12/171）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类型的藩镇，都是桀骜不驯的，都是骄横跋扈的。真正明火执仗“不听号令”的藩镇，只有第一种。
那么，为什么中晚唐藩镇割据，唐庭却无法收拾呢，这里便要说接下来的第二条。
藩镇存在的强大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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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藩镇的社会基础
任何一个政权能够存在，都不会脱离它的社会基础，否则这个政治结构就无法稳定存在。那么，藩镇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无法直接回答，必须要把中唐的社会格局、经济格局、政治格局摆在一起来看。
中唐时期，人口周期律已经进入“危险高发期”，天宝年间，户部有超过八百万的户口，若是把隐藏户口也算上的话，那么整个大唐起码有五千万到六千万人口，只可能更多，不会更少了。
而农业的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期；而商品经济的规模与质量，却是前面朝廷完全不能比拟的。
这个时候，中唐（安史之乱前）的社会结构就呈现出和从前完全不同的模样。
按照以往的规矩：
土地兼并遵循着标准模式，大量自耕农成为佃户，依附于权贵，成为权贵庇护下的“黑户”。
同时，大量破产农民，背井离乡，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当时的大唐王朝，顺应这个趋势，用募兵制的办法，暂时压住了社会矛盾。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贵族们为了革命，总不可能接过贫民递过来的绳索，然后把自己吊死，对吧？
贵族们手里的田，如果没有人把刀子架在他们脖子上，也是不可能吐出来的。
于是只能杀掉一些权贵，开始王朝重启。
然而，大唐的情况稍有不同。
天宝年间大量破产农民，变成了边镇的长征健儿，以及在当地安家落户。使得大唐有了疯狂开边的社会基础，也为基哥实现开疆的理想提供了构图的原材料，也暂时缓和了社会矛盾的爆发。
一场安史之乱，打断了开边的进程。
不过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局面会如何演变。
中原地区的土地兼并不可能抑制，破产农户只会越来越多，以至于成为破坏程度未知的不安定要素。边疆是容不下他们的，只能开启疯狂内卷的模式。
大唐开边的方向是西域，那边人可以承载的人口极为有限。
科技发展也进入瓶颈期，没有实施工业革命的社会土壤。
大唐高层穷奢极欲的风气一浪高过一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所以边疆大乱，农民起义，甚至统治阶级内部叛乱，都是大概率事件，不可能一直稳下去，也不可能让基哥一直苟下去。
于是这个时候，历史进程就开始面临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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