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
在我头脑开始清醒一点后，我对他说：“我能投篮吗？我能回到场上吗？”
他说：“嘿，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就这样吧，休息吧。”
可是我不断听到观众们的呼喊声，他们在高呼，“拉里！拉里！拉里！”
我看着阿尼，说：“该死！”
于是我站起来，跑过那个通道，回到球场，全场都疯狂了。
后来，当我被步行者队雇用时，唐尼-沃尔什说他知道我会打，知道我会回来，全场都会疯狂，然后我们会赢得比赛，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即便如此，我们无法保持这种势头，我们最终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中输给了底特律队。
然后，我做了第一次背部手术，开始考虑退役的事。
手术过程包括切除椎间盘，拓宽通往脊髓神经所在的管道。
手术当天，我在外面步行了10英里。
我的外科医生非常乐观，他说：“你应该在1月份回来，我会再检查一下，但我认为你会没事的。”
但我却和医生说：“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不管恢复的好不好。”
我和球队的新运营戴夫-加维特认真商讨退役的事。
戴夫在1990年加入凯尔特人队，他劝我不要退役。
我们一见如故，戴夫有很多如何帮助球队的创新想法，我喜欢和他谈论篮球。
他在70年代带领普罗维登斯大学取得了一些非常好的成绩，他了解球员如何看待比赛，也明白什么样的球队可以取得成功。
当加维特成为球队CEO时，我非常兴奋，我确信他会成为赢得我们下一个冠军的人——1990年我们的操作确实很棒。
但在91年赛季刚刚结束，手术前两个月，我走进戴夫的办公室，告诉他：“戴夫，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打球了，我想我应该退役。”
戴夫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他能让你热血沸腾。
他说了很多令人激动的话，回顾了凯尔特人辉煌的历史，并期望在下一年再拿一个总冠军。
说实话我有些心动，我们的阵容确实不错，帕里什和麦克海尔油箱里还有油，霍纳塞克和迪瓦茨还在成长进步，我们的替补很棒。
如果我还是1984-1986年的我，一定会率队拿下60胜，继续冲击总冠军。
只要我们还有一点机会，我就不会放弃，绝不，我太久没有品尝冠军的滋味，我太渴望了。
我距离第三个冠军最近的是在1986年，我们打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赛季，但在总决赛功亏一篑。
在波士顿花园球馆，我们亲眼见证阿甘踏上神坛，当时我心里就清楚，整个联盟都有可能被这个11号统治。
事实证明我没猜错，但我没想到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能回到总决赛，我们总是差一点，再差一点。
1991年我精疲力竭，我内心最深处已不再相信我们还能创造奇迹，尤其那个赛季常规赛我们屡屡输给开拓者和公牛。
面对这些顶级球队时，关键时刻我无法决定比赛胜负了，伤痛和年龄制约了我。
我和戴夫说：“我恐怕自己已经不行了，我没办法在一对一单挑的时候，在阿甘头上得分了。”
戴夫说：“联盟几乎没有人能在和阿甘一对一单挑时得分，难道大家都要退役吗？”
“但如果是要赢下总冠军，就必须有这个能力……抱歉戴夫。”
在这次谈话结束后，我下定决心离开心爱的NBA赛场。
我没有通知我的队友，没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