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户有田百亩，岁缴农税至多十石，汉家每年收缴的农税总额，也不过两千万石粟。
偏偏太祖刘邦整个皇帝生涯，汉家就几乎没停止过战争；
于内，平定异姓诸侯叛乱也好，于外，对决北方匈奴、南方百越也罢。
总之就是：不是正在打仗，就是在奔赴战场的路上。
动辄十数万，乃至数十万兵力的投入，又是常年累月、几乎不曾停止的战争。
整个天下两千万石粟的农税收入，地方郡县截留三成作为运转资金，送到长安的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万石。
军队军粮，一年就是三四百万石；
官员俸禄——光是朝中三公九卿十二人，便已是三万石以上！
再算上朝堂有司、地方郡县，毫不夸张的说：汉家每年光是发出去的俸禄，便不下千万石！
这么算下来，光是打仗所需的军粮，外加官员俸禄，就已经能把汉家一整年的财政收入消耗一空。
所以，开国之初的汉家穷。
穷的国库能跑耗子；
穷的堂堂天子刘邦，凑不出八匹同色的马拉御辇。
穷的刘邦到后来，都凑不出平定异姓诸侯叛乱的军费了，便只得不顾朝堂一致反对，发行荚钱三铢——面值十二铢铜的三铢铅钱。
但没办法；
开国之初，内忧外患，天下遍布疮痍，百废待兴。
为了短期内改善财政状况，刘邦只能选择先解决眼下的问题；
至于后患，则只能留给后世之君去解决，或者说是擦屁股。
当然，刘邦为首的一代目长安中央，也并没有因为远水不解近渴，而忘了为汉家挖一口很久以后才能有水的井。
这个‘井’由两条具体的规定组成。
第一条：凡汉之民女，年满十五岁而不嫁人的，从十五岁开始，每年罚钱一算，即一百二十钱；
十八岁还没嫁人的，官府要负责为该女子找到合适的男子，并让他们组建家庭——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强拉配郎。
没能做到的，地方官府与该女子的家人，皆坐罪。
第二条：婚后，夫妻每生育一个孩子，男孩赏钱二百，女孩赏钱五十；
婚后两年之内未生育，罚钱二百。
凭借这两条针对性极高的生育政策，汉家得以在开国后极短的时间内，便为华夏文明定下了‘女子十五岁前必须嫁人’，且要尽可能多生育的社会共识。
并在随后短短四五十年的时间里，将汉家的人口从开国初，二百万户、一千三百余万口，一举翻了个番。
到了刘荣即位的孝景皇帝六年，也就是汉五十一年，汉家总人口超过五百万户，两千八百余万口。
足足五百万户农民，让汉家即便是将农税从汉初的十五税一，近乎永久性降到了三十税一，却也还是能为长安朝堂中央，带来每年超过三千万石粟的农税收入。
——每户农人虽还是百亩田，但收成早已从开国年间的亩产不到两石，抬高到了平均亩产超过三石！
这使得百姓缴纳的农税，即便减半为三十税一，也还是能维持在每户十石以上。
每户十石，五百余万户，便是五千多万石！
即便地方郡县依旧要截留三成，即一千五百万石以上，能给长安朝堂剩下的，也高达三千五百万石之多。
这其中，官员俸禄一千五百万石，剩下的两千万石，便可以用来做一些事儿了。
比如皇陵的开掘啊~
陵邑的建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