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毛纺厂、津城自行车厂、津城动力厂、沪上柴油机厂、沪上汽轮机厂等京津沪8家企业进行扩权改革试点。
作为试点企业，在企业的经营发展当中的话语权增加了不少，对企业的发展肯定是很有好处的。
这些企业试点之后的情况也是比试点前好了很多。
最明显的就是江辉曾经去修过车的首钢了。
1979年3月，当时的首钢主要领导听到国企“扩权让利”改革试点的消息，就赶紧给首都市和冶金部领导写报告，主动请缨，争当改革试点企业。
这种完全符合改革精神的报告，自然立马得到了批准。
从此首钢开始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全员承包、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补。
首钢由此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承包制改革。
通过化整为零，责任到人，承包制最终落到首钢7万余名员工的头上。
员工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抢抓生产，热火朝天的场景在首钢处处可见。
农业改革看小岗，工业改革看首钢。
首钢探索的“承包制”改革，成为当时华夏工业企业改革的一面旗帜。
率先冲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首钢的改革如同往一潭死水中扔进石头，“一石激起千层浪”。
首钢主动试点的承包制，让国企释放出巨大活力，实现首钢发展史上的腾飞，使其成为全国工业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
整个80年代，全国各地每年有上万人次来首钢参观学习。
改革前的首钢没有经营自主权。
一年要炼多少钢、多少铁、多少焦炭，全都得按照国家每年下达的生产计划来，种类和数量是安排好的，首钢只需要完成生产任务即可。
尽管首钢员工数万，当时的首钢经理，角色却如同组织生产的“车间主任”，手中的签字审批权，只有800元。
超过这个数，首钢就得向上级管理部门冶金部打报告请示。哪怕是企业要盖一个厕所，也需国家计划中有专项的资金。
企业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
员工还能有啥积极性？
改革后就不一样了，包产到班组、个人了，干多干少收入不一样。
大家的积极性自然不同。
如此好的机会，江辉自然不想首都汽车制造厂错过。
特别是这种企业放权的改革，对于自己今后的一些谋划很有好处。
所以江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的想要推动厂里面朝着这方面去发展。
“这种事情过去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我们主动的冲上去，会不会有风险？”
现在毕竟才是1978年12月，距离那些特殊的日子还不是很远。
陈奇固然是想要搞点成绩出来，但是也担心出现什么意外。
“我们的报告前面可以引用这一次大会的相关精神，甚至是把总师的一些话给放在前面。”
“然后再把我们的想法给提出来，当然了，我们不是只提自己，而是提议选择一批厂家作为试点，比如八家或者十家首都、沪上、津城等地的重点企业。”
“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万一我们的这个申请成功了，那么很可能将会成为一个典型，为厂里带来巨大的荣誉。”
“厂领导们的眼光也会被一机部高看，到时候也许会有额外的机遇。”
江辉这么一说，陈奇立马就来劲了。
对他来说，自己已经是总工程师，再升就是厂长，但是难度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