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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植桐当然不是放任不管，只不过是有些话不想让两个妹妹听到。吃完饭，两个小姑娘写作业，唐植桐叫着张桂芳来到屋外，小王同学把门。
“妈，虽说要按定量吃，但也不能卡的太死，我这个月的定量还是四十七斤，您估摸着她俩的饭量，把我的分给她们点，能吃个七八分饱就行。”
“以后平日里欠着点，到星期天，您瞅着副食品店有肉，或者我想办法搞点吃的，咱改善一下生活。”
“平日里饭后给她俩补一把松子，这样即便会饿一些，但不会亏了身体。”
“咱再坚持坚持，最多两個来月，春节前，我再去一趟大伯那边，东边邻居家有余粮，我到时候买点回来，对付着把这阵子熬过去。”
唐植桐毫无遮掩的将自己的计划对张桂芳和盘托出。
“行，我明天再去买点白薯。咱家五口人，能买十斤粮票的，上回就买了两斤粮票的，还差八斤呢。吃不饱先拿白薯垫垫。”张桂芳则边听边点头，也算计着怎么用有限的定量填饱家人的肚子。
“行，就这么办。”唐植桐肯定道。
用粮票换白薯的事，唐植桐是知道的，但还真不知道这玩意还有限购。
跟张桂芳一打听才明白，四口人以下的家庭，可以买五斤粮票的，也就是二十五斤白薯；
五口人以上的家庭，可以买十斤粮票的，五十斤白薯；
七口人以上的家庭，可以买十五斤粮票的，七十五斤白薯。
家里人口多虽然不一定在住房上多照顾，但在副食上有比较明显的倾向。
因为连年战乱刚刚结束没几年，人心思安，这时候是鼓励生育的。
再加上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影响，很多家庭那是一个接一个的生，这种情况在农村尤为明显，恨不能一年生一胎。
几十年后，很多人都有了清晰的认知，生孩子是责任，养不起就不生，只能养得起一个就不会生俩，除非双胞胎。
如果眼下有人说农村多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时，妥妥的会被认为是疯言疯语。
就眼下来说，农村之所以多生，是因为土地！
在去年搞公社之前，全国绝大部分农村的土地都是分到农民个人手中的，按照实际的家庭人口去分，每增加一个家庭成员就要分一份地！
刚解放没几年，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刻进骨子里的，也正是由于分地，所以很多人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之后不选择专业端铁饭碗，而是选择退伍回家种地。
至于后面二十年间，农村吃不饱，却依旧有人可劲生，唐植桐认为跟农民想在生产队里增加话语权有关。
有人的地方就免不了矛盾、摩擦，很多道理讲不通的时候，就要靠拳头说话，这时家里兄弟多的明显占优势。
哪怕选个人出来管事，同姓的只要一举手，基本就没外姓人啥事了。
这几十年养孩子基本都是散养，比养羊难不倒哪儿去，费不了几个钱，而且只要十来岁就能给家里挣工分……
综合以上几点，人口想不增加都难。
唐植桐今儿体验了一把当大爷的感觉，母亲、媳妇为他烧热水洗澡。
三个炉子同时烧，小王同学负责往里面送，水也没凉。
1959年11月10日，农历十月初十，星期二，阴。
唐植桐睡醒，就感觉到气温比平时低，穿上衣服推开门，呼吸都带白雾了。
“得亏前儿把白菜收了，要是再养两天，就冻了。”屋外的水缸已经结冰，张桂芳一早拿个斧头将冰砸破个洞，然后盛了一壶水烧水。
“嗯，还是您有眼光。今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