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上了。实际上就是说，这本诗集的这个名字呢，和整本诗集的内容是脱节的。
苏：实际上你是用这个书名来表达你个人内心的反叛意识，我在想，这本诗集在当时整个中国大学生诗人群体中是比较早的一本合集，很多同一时期写诗的诗人都记得这个诗集，实际上其中的诗歌作品是很不成熟的，然而我想说的是，这本诗集使你遭受到超出想象的打击和挫折，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朱：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第一个就是没想到一本诗集能引起有关方面这么大的关注；第二个就是有关领导说我不适合待在省行工作了，让我回原籍。我当时感觉就是蒙了，没想到一本诗集能惹这么大的祸，同时也产生了彻底的反叛情绪，觉得社会跟自己已经完全格格不入了。
苏：在那个年代，实际上因为诗歌写作和诗集出版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诗人并不少，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你又是我们几个人当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人，这件事应该是影响了你的前半生，否则坐在我对面的你可能就是一个金融精英或者是一个贪腐分子。这件事的最后结果是你回到了原籍牡丹江，那个时候想没想过从此不再写诗？
朱：没有，那时候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不干了！因为有个深圳特区，觉得那里是一个改革开放实验区，去深圳，而且确实去了深圳，并且工作单位都联系好了，结果因为当时国家有政策，不能接收像黑龙江省这样边疆省份的所谓人才。我父亲也劝我，牡丹江整个金融系统只有你这么一个金融本科大学毕业生，好好工作吧，以后会有很好的发展。当时牡丹江工商银行的领导，是我爸很好的朋友，有点像咱们这样的关系。既然深圳去不成了，洗心革面，好好工作，结果在银行很卖力地工作了两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一个信息，说省行在我的档案里明确写道此人不可重用，这把我心里一丁点儿的希望彻底破灭。
2005年，为了纪念大学与诗歌，毕业于黑吉辽大学的1963年的7位诗友李占刚、苏历铭、杨川庆 、杨锦 、潘洗尘 、许宝健 和朱凌波出版了诗歌合集《东北1963》。
为此《财经时报》记者吴小曼曾发表访谈录《诗歌与商业的暧昧》
发布时间：2005-05-02
当诗歌从公众话语逐渐退隐到私人角落时，作为80年代最喧嚣的诗人群落，也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作为一个时代生活的缩影，诗人依然被谈论着，但不是作为财富的主角或者社会的精英，而只是作为对一个逝去年代的美好记忆在被祭奠着，多少有些让人悲哀。
于是有人提出，“在当下的生活中，诗人怎么办？”这看似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关的问题，它实际上在印证着当财富经济成为主流、无厘头大行其道时，传统写意的生活方式在被彻底颠覆。
那么，作为诗人的个体命运又将如何？他们不再继续从事与诗歌有关的工作，默默抵制着物质的清贫，但灵魂已经难以飞翔，因为外部已没有给他们提供空间。而另一部分人则合流到商业生活中，并成为企业家、个体老板和国家的公务员，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种精神与物质世界的交锋注定让他们的生活比单纯的商人生活更加复杂。
《东北1963》的作者正是后一种情形的代表，李占刚、苏历铭、朱凌波、杨锦、许宝健、潘洗尘、杨川庆，他们都是80年代著名的先锋诗人，参与过各种诗歌风潮。到了90年代，他们中的几人要么选择了出国留学，然后回国经商，或者从事投资、地产、教育、传媒，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而诗歌更多地变成为他们联系友谊的纽带，或者一种思维方式。
朱凌波：诗歌从外在形式退隐到灵魂
无论是亲身经历过八十年代初期校园诗歌浪潮和八十年代中叶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当事者，还是未经历的当代诗歌界和媒体，好像都格外怀念那个时期。仿佛本世纪的诗歌已经衰微，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