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咖啡、酒吧和大饭店等场景的辗转中，他的洽谈之类，充满专业主义气息。但是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诗人不得已的“业余”活动，生存之道虽然被冠以所谓追求发展和成功之名，但对诗人而言，这终究是形而下的“走动”。唯有诗歌，才是他生命的皈依。无法抗拒自身的反叛气质，如同一种宿命。但在现实中，却要努力温文雅致，貌似妥协，所以我猜得出他的内心，一定纠结不已。但是这一点，反而成就了他的诗歌写作的一个思想源头。他的诗歌孤傲不羁，奇崛的语句层出不穷，一颗充满矛盾与挣扎的灵魂，左冲右突，有如石头爆裂，其间不乏振聋发聩的力度。对精神向度的倾斜与对功名的某种怀恋，奇特地交织杂陈，尽袒诗人内心世界血与火的底色。但是，假如你未能触碰他的诗歌，或者没有与他走得很近，他或者会以商海一声笑，把那内心的灵光都掩饰过去了，虽然留下斑斑痕迹。
这些年，我和凌波聚少离多，但是每次见面晤谈，诗歌都是我们的核心话题，记得有两次和诗有关的戏剧性时刻，一次是，大学毕业不久，他从外地出差来哈尔滨，我去接他，在11路公共汽车上，两人聊得过于投入，完全忘了时间，以至于作坐了站，车到终点，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两个屌丝。乘客都走光了，乘务员提醒我们，这是末班车，我们只好相视大笑，然后只能踏着月光回到我当时的宿舍，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租车这码事。
许多年后，我们又重复了类似的错误，也是他来哈，我俩在宾馆彻夜长谈，意犹未尽，他要继续旅行，去另一个城市，带着预订好的车票，我们匆匆赶到火车站，结果，闸口关闭，停止检票，眼睁睁看着火车在站台上缓缓启动，离我们而去。这就是一个诗人的真实状态，可能外人无从了解。但是我知道，我和他与诗歌有关的往来，只是他的诗歌生活的一个小小节点，更多的，是他一个人行走在诗之旅途，孤寂生涯中，有着别样的充实。
2014 年4 月9 曰于哈尔滨 包临轩
《诗狂•道长》
作者：宋词
宋词简介：“校园诗人”和“第三代诗人”。1989年独自骑自行车旅行全国 。著有旅行文化随笔集《走来走去》和《宋词短诗选》。
曾任《珠江晚报》副总编、珠海市记者协会秘书长。
18年前我请凌波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写序，他豪气地写道：“老友宋词约我为他写序，我一诺无辞。
因为一一舍我其谁！”
又18年过了，朋友老到这种份上，凌波忽然电话约我写这个短文，哇靠，就算正被车拉着送火葬场，也得先起来给他写完再说呀。
但我也没忘侃他一句：“本以自己老道入定，法莲无尘，谁料扔块豆饼还能引回圈。”足见诗歌一道乃此君死结。
我这调侃有来历。十余年前这家伙去了一趟四川青城山，告诉我他在山路上看见一个道士，一袭白衣，飘然而过，如何超凡绝尘，其后，原来的朱凌波就变了。虽然我远在珠海，他在北京，但我知道他白天红尘奔波，夜里却常常打坐，甚至通宵，还不时透漏点神秘的体会。他的诗风也起了变化。过去的诗虽然就很空灵，但热烈激荡。其后就变得冷静多维，像多棱的冰块，折射出各种生命追问之光。
早在1984年深秋，我在牡丹江日报作文学编辑时，就跟刚从长春一所大学毕业回到家乡的朱凌波成了兄弟。那时他的诗前卫得让全体牡丹江的年轻诗人敬仰，加上他的长发，厚平底眼镜，和杀手枪口一样的演说口才，很快就成了一方青年领袖。那时的朱凌波是个诗狂，除了上班，几乎夜夜关在他老爹的书房里写诗、写诗评，与各地诗友通信或筹划各种活动。我只要我上他那，他新写出来的一堆东西和各种新想法就会像雪片一样飞舞而来。终于在不久后，他和他在长春读书的诗友苏历铭、包临轩等弄出一本自印的合集《北方没有上帝》，引来官方查处，开始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