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疯！春天来了，姹紫嫣红，这些他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他的头里被取出了2毫升的脑浆，显然把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三年过去了，他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他倒是能闻出味来的，可能是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这名装甲输送车司机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8000元，部队有规定：轻伤——10000元，重伤——80000元。以后的日子，得自己看着办，抚恤金没有几个钱，他回国后，只好依靠爹妈养活。他老爹、老妈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的父母头发全白了，都患了高血压、甲亢。
有领导邀请他到国内重点高校去演讲。他反问领导：“讲什么？我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当兵一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居延游击队员，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讲战争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难道我们的大学生想听这些事？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存在，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过去。从居延战场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领导，您千万不要让我讲在居延的兄弟情谊，我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居延，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足够余生糊口的抚恤金、有电梯的住房、便宜的好药、能看上好医生、进口的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了，我的战友瘫的瘫、痴的痴、死的死，也就差不多了。”
领导尴尬地笑笑说：“我正在写一本反映居延战争正能量的书，您不愿作演讲也没关系，我主要是想听您说说居延的事，搜集写作素材，您继续。”他鼻子皱了皱，像祥林嫂继续道：“等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时，我马上就会明白：我已无事可做，或许还可以找心理医生聊聊怎么个安乐死法。现在的年轻人不接近我和我的战友，不理解我们。表面上，我们像是和几十年前伟大的保家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鬼子进村’的角色。我恨透了战争，当我在居延吃夹生饭，在那边把命交给‘渭川地雷’时，有的人却在万相台国内品着筠连红茶听音乐，搂着姑娘们跳‘沙沙舞’，看国外电影大片。等到几年以后，战争后遗症在我和我的战友身上发作时，人们就该回避我们了，在单位上、在家里，都会如此，再不会有人邀请我上台作报告，我们对大家来说会成为负担。对了，领导，您写的书有什么用？为谁而写？为我们从居延战场回来的人？反正不会讨我们的喜欢。当然，那或许会讨喜您的领导。难道您能够把发生过的事都写出来吗？那些被打死的骆驼和被打死的妇女儿童躺在一块儿，躺在一片血泊里，妇女儿童和骆驼的血混在一起，您敢写出来吗？有人还需要这样的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