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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孙晓鸣相隔30年的会面,都很克制,我本来想伸出双手拥抱他,但我强烈地感觉到,眼前站的是一个陌生人。虽然说,我从他的面庞上,还能看见他过去的影子,但他的神情,或者说他的整个面部,笼罩着一种阴郁的影子。

    孙晓鸣显然是事先知道我们要来,开门看见我们时,没有任何惊讶,他的嘴角微微抽动一下,绽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轻轻对我说了一声,你好。而我的表现却非常失态,我几乎是原地愣在那里,嘴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眼泪还是“唰”地流了出来。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念叨,这不是孙晓鸣,这不是我心中那个孙晓鸣。

    在律师行业浸染多年的孙晓军,显然见多了这种场面。他拥着我的肩膀,把我带进屋,在一个沙发椅上把我按坐下去。他打开冰箱,朝里面瞅望了一下,嘴里连声说道,好好好,还有冰镇啤酒。他取出啤酒,递我一罐,也递给孙晓鸣一罐,自己开了一罐,首先咕嘟咕嘟喝了起来。边喝边说,好爽,好爽。夏天还是喝冰镇啤酒好,比饮料喝起来过瘾。

    我知道孙晓军的用意,他竭力想把气氛调节得活跃一些。在路上他就特意叮嘱过我,见面时一定要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冲动,不要激动。他交代我一定要慢慢慢慢地去适应孙晓鸣。此刻我的情绪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我走到孙晓鸣跟前,一只手轻轻搭在他的肩头上,用手中的啤酒罐,跟他手中的啤酒罐轻轻碰了一下说,我们又见面了。他微微一笑,冲我点点头,喝了一口罐中的啤酒。

    那天下午,我们三个坐在屋中,主要是我跟孙晓军在对话,孙晓鸣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他没有主动说一句话。孙晓军的话题很广泛,一会儿向我打听邓长明在美国的情况,一会儿又询问我北京公司的业务,一会又说起他们律师所最近遇到的几桩麻烦案件,反正就是东拉西扯。我很明白他的用意,也很配合,他是想让孙晓鸣渐渐适应我的存在。

    那天晚上,在丁木山庄小区餐馆的酒桌上,我们已喝了大半瓶白酒,在我给孙晓鸣倒酒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你看上去没有变,还是过去的样子。说完他端起桌上的小酒盅,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我和孙晓军互相对视了一下,我心中有股热流在涌动,我感觉孙晓鸣突然从另一个平行空间回来了,他终于愿意去寻找过去的记忆。我想乘胜追击,把他从黑洞的深渊中拉出来。

    我指着孙晓军说,军哥,你好坏,那年你从家里偷走20块钱,害得我们俩替你挨打,你得罚酒三杯。孙晓军忙不迭地说,好好好,我认罚,认罚。他用小酒盅,连喝了三杯。然后又说道,那次我们摔坏的那部蔡司相机,是我同学的爷爷,从德国留学回来时带的纪念物,太珍贵了。我看见孙晓鸣的嘴角,浅浅地又浮起了微笑。

    那天晚上,我和孙晓鸣睡一个屋,孙晓军钻进另一个屋,上床后很快就打着呼噜睡着了。我和孙晓鸣靠着床头,毫无睡意。我递给孙晓鸣一支烟,我们默默地抽着。我突然扭过头,看着他说,说说你在里面的生活吧,我真的很想知道。孙晓鸣深深吸了口烟,望着天花板,徐徐地吐出来。他一直沉默着,我知道他掉进那个深渊太久,25年的牢狱生活,足以把一个人彻底摧毁掉。

    从重庆主城区,到贵州桐梓县,三个小时的高速车程。一路上孙晓军大概对我说了一下孙晓鸣在狱中的生活。他说他每个月去探望他弟弟一次,隔着玻璃,每次会面时间只有30分钟。我问他孙叔叔去过吗?孙晓军说,最初几年,他爸妈每隔两三个月都会去探望一次他弟弟。经常在见面时,他弟弟控制不住自己,常常嚎啕大哭,一个劲地说,爸,妈,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错了。每次见完弟弟后,爸妈都非常伤心,总感觉像大病一场似的,后来我就不让爸妈再去了。孙晓军说着说着,就有点哽咽起来。

    随后孙晓军又说道,如果不出这事儿,我弟弟应该调去刑警队了,跟我爸一块儿工作。我突然觉得命运好捉弄人,一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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