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科考站，瓦格纳在他的学生查尔斯的面前，对着北方的大地长跪不起。他的长跪祭奠的是守护着南极的圣灵，他的长跪祭奠的是一种伟大力量的继承。他说：“我本是空壳，这个信念充实了我的肉体，而我的战友将尸骨给了这个信念，我便不再指望我的苟活。”
五十年后，七十五岁的查尔斯先生念着同样的话在中国病逝，全世界给了他最沉痛的哀悼。为他哀悼的人本应该有我，但因为科研事务的缠身要我无法为他送行。然而，在三个星期后，我已不再会有缠身的科研事务了，随之一起消失的是我向查尔斯先生表示哀悼的资格。
查尔斯先生是个伟岸的科学家，我却满身都是要命的愚蠢。我起初对于实验室的工作满怀一腔的热忱，之后我才明白，我要做的一切仅仅就是花两百多个小时守在计算机旁，观测波形，观测数据，误差分析，方程拟合。我恨透了乏味的一切。这时我明白了实验室不是神圣的地方，是最恶心的，是最有可能埋葬我的地方。我转而爱上了手机里边亲女人的嘴，边捏女人胸和屁股，边伪装勤奋与高尚，边挑拨粉丝战争的职业。
我的助手选修过数据库与软件开发，于是我利用他的计算机能力，他利用我的物理分析能力，推理出一系列符合假设的实验数据，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实验时间。于是，从我的二十岁到五十岁，我们的实验室以极高的效率证明了大量的理论。于是在理论研究的圈子里，有大量专家愿意让我们来验证他们的发现，很多物理学家凭借着我的论文报告斩获了国际的物理学大奖。于是，我也享受到了我梦寐以求的生活。
在我五十岁那年，我猛地明白了一些事情，那些荣华富贵，使我萌生了极度厌烦的情绪，我的生活也因此坠入了焦虑的深渊中。十几年前，我和妻子经常因为琐事斗嘴，甚至在大街上互扇耳光，有时数月不说一句话。最终在我四十岁那年，她再也无法忍受我的脾气，提出了离婚。我的儿子烟酒成瘾，在学校夜不归宿，打架斗殴，仗着我花不完的金钱惹是生非。最终，他在初中的时候被学校劝退，现在无所事事，成了网吧，酒吧的常客。因他的缘故我也要三番五次地去公安局求情。在我五十岁那年，他因在街上强暴提出分手的女友，判了故意伤人罪，锒铛入狱。
查尔斯逝世后不久，英国的一个实验室读了我总结成果的论文，又重新对我的项目做了实验，测量出了和我伪造的结果大相径庭的数据，推翻了那个经我的实验证明后是“真命题”的理论。我知道接下来的社会舆论会杀死我的。
那个我三十年前的助手接到消息后，对我进行了一番假惺惺地安慰，在傍晚时分只身登上了逃往韩国的飞机。他走了，实验室的天也塌了，我的助手们作鸟兽散。往昔繁忙的实验室变得空灵和虚幻。我没有逃跑，我将身子倚在桌面上，凝望着那天黄昏里格外艳丽的晚霞。
早晨，我脱去上衣，凝视着镜中的自己，邋遢，肥胖，苍老，堕落，我那丑陋的身躯让我寒毛倒竖，我恨透了我自己。人性磨平了我最初的信念，宛若岁月摧残了我过往的皮囊。我已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了。有了这种想法可能让日后被惩罚的我有种释然之感罢。
我的上级比我年轻些，他没有训斥我这个给他丢尽脸面的老家伙，也没有革我的职，而是给我放了足足一个月的假，在这一个月内他只要我做一件事，去一趟水城，见一个叫宋学津的人。他在与我的谈话中提到了查尔斯的离世，要我懊悔自己对查尔斯的丧事无动于衷。他说宋学津先生是查尔斯的学生，也是自己的朋友，他要我去水城听听宋学津的故事，再回来工作。
起初我对宋学津这个人不以为然，仅在新闻报道里听过几次他的姓名，由于我忙于编造浩瀚无边的实验数据，我仅知道他是个比我年幼十来岁的科学家。
怀揣着疑惑与不屑，我在翌日就乘高铁去了水城。
我摸索到了那位叫宋学津的学者家中，并且敲开了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