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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执信后事安排一个是在东山寺贝底及署前街各买了一幢所谓花园洋房，希望所收租金能敷消费所需。
一个是在越秀山的应元书院、菊坡精舍、龙王庙旧址建立执信学校。
同志们不但竭诚办理安葬死者，进而为孤寡的生活教养谋划。
除治丧盈余外，又募集了一笔款项，在东山寺贝底及署前街各买了一幢所谓花园洋房，希望所收租金能敷消费所需。
署前街的房子与廖伯伯（仲恺）的住所百子路一百号隔了火车路轨遥遥相对；这可能也隐含就近照顾的意思，不过我们并没有住进那屋去。
另外一群亲挚的好友积极展开筹办纪念学校的工作；计划向海外华侨募集开办及经费，分别派出适当人选向南洋、东南亚及美洲进行。
一面已有人着手寻找合用的场所作校舍，以及聘请教学及工作人员。
结果在一年后的十月一日借观音山麓的应元宫开办执信学校。
朱执信妻儿入住天平横街陶家大屋
朱执信的弟弟朱秩如娶宿儒吴道镕的女儿为妻。
朱执信家与朱秩如家开始同住屋檐下。杨道仪把部分家产分给了朱秩如。
我们回到广州即住进古家，直至古家拆卸重建。才一同租住天平横街陶家大屋，古朱二家贴邻而居，生活仍处处受古伯照顾。我们亦分别入学。
及至古家居屋改建完成，搬回仓边街，我们依然租住陶家。这期间，四叔（秩如）亦从日本学成归来，住在厢房，担任教席。外祖母也和我们同住，一家融融共处。
这几年间，舅祖莘伯公认为四叔年逾而立，该成家立室，遂作主为聘宿儒吴道镕之女为妻。当然是经过四叔同意而进行的。婚礼依旧俗办理：问名、纳采，以至亲迎等各式筹措责任，就落在母亲的身上。
四叔把储备的两个饼干盒藏载着的双毫，交母亲作开支使用。
陶家的屋，结构特别；进大门后即为一长廊形建筑。在廊左方建成七边过数进深的房舍。
即是说正门朝西，而各边厅房并排朝南；我们租住最里面的两边。为着招待亲友，就商借屋主的其他三边的空厅房作临时应用。迎亲用八人抬的官轿，一般揖轿门、坐床、撒帐等习俗都做足。门口亦有八音乐队吹奏；这不但增强喜庆的气氛，也借着音乐声将客到的消息传入内厅，好让知宾迎客。
随后，四叔暂住陶家，慢慢另覓居处，自立门户。四婶是个贤良柔婉好太太，亦是一个勤俭慈爱的好母亲。当四叔搬出自住时，母亲心想四叔既已成家，先人所遗下的东西，不论多寡，总该分给他。回顾爷爷遗留可算値钱的物品，祗怕仅为神台上的香案（一副用作插香烛祭祀用的五件锡器）。于是买备一副供四叔家用。自此四叔和我们也就分门别户而居。
杨道仪与女儿。
杨道仪与古应芬家邻居
古应芬为朱执信拍卖到旧监仓空地，也即现在仓边路与豪贤路交界处，1925年建成房屋。
民国十一、二年间，父亲的好友如廖、汪、胡、古等世伯促使母亲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去历练。先是廖、汪等伯母邀母亲参加女界联合会，参与妇女运动的工作。受了她们的熏陶，母亲慢慢的从事妇女教育的工作。
此时，东沙路的执信学校校舍已建成；有高、初中教室、宿舍、食堂各座；红墙绿瓦，庄严美观。而校长人选亦经多次更换，暂由曾醒女士（方声洞夫人）担任。
古伯为我们买到古家贴邻一段屋地（由旧监仓空地拍卖），建屋而居；并在相邻处开关门户，俾随时往还，可以直接照应。
约在一九二五年前后，该屋落成，我们搬进去居住。周围是残垣断瓦的荒地，就祗有我们一屋，幸而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