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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革命理论家清末,革命思潮潮漫全国,日本留学界尤为革命的重心。执信在国内时,兼治明儒王船山之学,于民族大义,印象甚深,而于当时流行的新学书籍,尤欢喜阅读,早萌维新之志。到了东京,日与革命志士相往还,革命思想愈进。民国纪元前七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西历一九0五年),国父孙中山先生联合留学志士创设中国同盟会,他便毅然加入。他秉承家学,文章做得很好,乃运用新思想,发为议论,鼓吹革命。
那时候,清廷感于革命大势之可怕,为缓和人心,宣布实施立宪,一班意志薄弱的人,颇为所惑,他便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发表许多篇文章,揭发清廷的烟幕,文字清朗,理论透彻,很得读者欢迎。在一篇叫做“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的文章里,他开头就说:“吾今正告天下曰:中国立宪难,能立宪者惟我汉人,汉人欲立宪,则必革命,彼满洲即欲立宪,亦菲其所能也。”其立论之斩钉截铁,往往如此。
当时革命的大敌,除了满清政府外,尚有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保皇派自“戊戌变法”后,散布海外各地,打着忠君的旗号,发表谬论,破坏革命,摇撼人心,东京尤为其大本营。国父领导党人和他们做唇舌笔墨的斗争,把他们的假面具揭破无余,执信也是其中最得力的一员。他驳斥保皇党,完全根据新的理论武器——论理学,一字一字的分析,一句一句的责难,使对方无法强辩。
民国成立后,在讨袁时代,在护法时代,他始终都是革命理论的斗争的健将,常使反革命派感到头痛。
他对于革命理论最大的贡献,还不在破坏方面,而是在建设方面,可以说,正因为他对于革命理论有了深刻造诣,对革命敌人的攻击,才能适中要害。当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初成立时,国父举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作为革命的宗旨。民生主义的标出,不特党外人感到惊奇,就是党内同志也有表示异议者。他独能认识国父的深切用意,极力拥护,并且根据自己渊博的学识,发扬而光大之。那时做了一篇叫做“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的文章,发挥民生主义的道理,和中国可能同时并行政治革命(即民族民权两主义)与社会革命(即民生主义)的理由,原原本本非常客观,非常透彻,解除了许多人的疑惑,其赞翼主义之处实多。
四 ,革命实行家和革命策略家
执信不特是一个犀利的革命理论家,而且是一个革命实行家,同时是一个巧妙的革命策略家。 他到日本去留学时,头顶本来留着辫发。辫发是满清的制度,革命党叫他做猪尾巴。别个留学生得到了国外,因受革命空气的渲染,认为留着猪尾巴是一种侮辱,都自动把它剪掉,只有他一个人仍然拖着,别人笑他顽固,他仅一笑置之。有些好朋友要强他截发,他便拔出小刀来声色俱厉的说:“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他拼命!”他的用意何在,使人莫名其妙。后来在日本大学毕业后,他和一班党人回来活动,在满清统治下,非蓄发不能入内地,已经截发的同志,都感到非常为难,只有他一个人藉着猪尾巴的掩护,不为清吏注意,坦然回来,大家才大服其智。
执信回到广州,一面教书,一面暗中进行革命。不久,胡汉民等奉国父之命在香港设立机关部,计划南方起义军事,他便加入工作,活动甚力。他时常只身潜入满清的新军中,向下级军官和士兵宣传革命,吸收他们加入同盟会,以为起义时内应之助。他的背后拖着猪尾巴,身上穿着他父亲遗留下的旧式衣服,长袍大袖,招摇过市,见者不指为顽固,便嗤为怪癖,没有人人怀疑他竟是一个激烈的革命党的。他却借着这种便利,恣意进行,收效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