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邦的手里缺文章，他也跟着去蓉城公费旅游，和余切当面交流，最好是督促余切写一篇文出来，考虑要不要长期合作。
余切有可能是一个高产作者，他符合高产作者的基本特征：
无业游民，新人，喜好现实题材类型，文风独特——这种人往往在一段时期内，他的灵感火花仍然会闪烁下去。
另外，黄兴邦对《天若有情》的结局稍有不解，他觉得力度不够。
这也是需要再讨论的。
接下来就是定研讨会的写作主题。作者们会围绕着某主题展开创作，可以是某题材、某社会热点、某一名家的作品、某一文学流派等。
眼下有这几件大事。
头一个当然是开放，在此框架下，国营转制、待就业、知青返乡乃至于高考都是其下的附属内容。
其次是南方边境正在进行的冲突，这场战争自1979年开始，已经进入长期对峙阶段，成为广大文艺界人士的创作素材，《高山下的花环》以及后面的《凯旋在子夜》都是这一时期的文章。
而在文学界，旷日持久的大事是对过去如何定义，对未来如何走向，乃至于随之出现的伤痕文学、反思小说的潮流，借古喻今的对文学历史的重写，对民族文化的寻根和西方文学的汲取，朦胧诗派的衰落、还有对启蒙、人道主义等的提起，在学术创作上对所谓“主体论”的宣扬等等。
一句话总结，这时候文学是很迷茫的，百花齐放和无序混沌是它的一体两面，而且有在往彻底的严肃文学转变趋势。
前面所提到的“失去和群众曾有的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也是这种向严肃文学而非大众文学转变，所酿造的苦果。
部分作者先自我孤立了读者，而后读者也抛弃掉他们。
好在，本次研讨会选择的主题并不是严肃文学，由马识途本人敲定，故而，最终选择的主题是战争。
“这次来的年轻人居多，‘战争’这个主题，是否太大了？”黄兴邦其实不同意。
然而黄兴邦不得不同意，“就是要大一点。”因为马识途马大哥已经反驳了，“不大，见不出真水平！”
事情于是定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