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容‘思’也；行住坐卧，如如不动，亦‘恭’也；资财妻子，喜舍不吝，亦‘让’也。乃以废人伦，坏物理，握顽虚，蹈死趣，而曰吾以安于所安也。”
此无他，不明于物之不可绝也。且夫物之不可绝也，以已有物；物之不容绝也，以物有己。已有物而绝物，则内戕于己；物有己而绝己，则外贼乎物。物我交受其戕贼，而害乃极于天下。况夫欲绝物者，固不能充其绝也。一眠一食，而皆与物俱；一动一言，而必依物起。
不能充其绝而欲绝之，物且前却而困己，己且龃龉而自困。则是害由己作，而旋报于己也。故圣人因其所待而必授之：朴者授之以“文”，率者授之以“思”，玩者授之以“恭”，亢者授之以“让”。泰然各得其安而无所困，则己真有其可，而非其无不可，固知无不可者之必不可矣。
由此言之，圣人之所以“文、思、恭、让”而“安安”者，惟其“明”也。“明”则知有，知有则不乱，不乱则日生，日生则应无穷。
故曰“日新之谓盛德，富有之谓大业”，此之谓也。“盛德”立，“大业”起，“被四表”，“格上下”，岂非是哉！
虽然，由“文、思、恭、让”，而言之，“明”者其所自生也。若夫“明”而或非其“明”，非其“明”而不足以生，尤不可不辨也。“明”、“诚”，相资者也，而或至于相离。
非“诚”之离“明”，而“明”之离“诚”也。“诚”者，心之独用也；“明”者，心依耳目之灵而生者也。夫抑奚必废闻见而孤恃其心乎？而要必慎于所从。立心以为体，而耳目从心，则闻见之知，皆诚理之著矣。
心不为之君，而下从乎耳目，则天下苟有其象，古今苟有其言，理不相当，道不自信，而亦捷给以知见之利。故人之欲“诚”者不能即“诚”，而欲“明”者则辄报之以“明”也。报以其实而“实明”生，报之以浮而“浮明”生。浮以求“明”而报以实者，未之有也。
“浮明”者，道之大贼也。其丽于“文”，则亦集形声以炫其荣华也；其丽于“思”，则亦穷纤曲以测夫幽隐也。以言乎“恭”，则亦辨贞淫于末节以致戒也；以言乎“让”，则亦揣物情之逆顺以弗侮也。
恍惚之间，若有见焉；宵寂之中，若有间焉；介然之几，若有觉焉。高而亢之，登于九天；下而沈之，入于九渊；言之而不穷，引之而愈出。乃以奡岸于世曰“予既已知之矣”，而于道之诚然者，相似以相离，相离以相毁。
扬雄、关朗、王弼、何晏、韩愈、苏轼之徒，日猖狂于天下；而张子韶、陆子静、王伯安窃浮屠之邪见，以乱圣学。为其徒者，弗妨以其耽酒嗜色，渔利赖宠之身，荡闲蔑耻，而自矜妙悟焉。
呜呼！求“明”之害，尤烈于不“明”，亦至此哉！
夫圣人之“明”则以“钦”为之本也。“钦”之所存而“明”生，“诚则明”也，“明”之所照而必“钦”，“明则诚”也。
“诚”者实也：实有天命而不敢不畏，实有民彝而不敢不祇；无恶者，实有其善，不敢不存也；至善者，不见有恶，不敢不慎也。收视听，正肢体，谨言语，慎动作，整齐寅畏，而皆有天则存焉。则理随事著，而“明”无以加，“文、思、恭、让”，无有不“安”也。
而尹和靖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非我所敢知矣。
“钦”之为言，非徒敬之谓也，实有所奉至重而不敢亵越之谓也。今曰“不容”，“不容”者何物乎？
天之风霆雨露亦物也，地之山陵原隰亦物也，则其为阴阳、为柔刚者皆物也。物之飞潜动植亦物也，民之厚生利用亦物也，则其为得失、为善恶者皆物也。
凡民之父子兄弟亦物也，往圣之嘉言懿行亦物也，则其为仁义礼乐者皆物也。若是者，帝尧方日乾夕惕以祇承之，念兹在兹而不释于心，然后所“钦”者条理无违，而大明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