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远乎不道非义，是智也；一乎道义，是仁也；皆非勇也。
藉仁知而该勇之德，则是心性之藏可不资气，而气为忤心背性之物，将天地之生人固有此不若之气而重为人困矣。生有不善，是性挟不善也；授之生者有不善，是命杂不善也。勇者之勇，适助禽兽之猖狂，而又何足以为性之舆、心之役哉？夫勇者之勇，固即君子所以为德者也。齐庄公之好勇而致勇士，夫岂足与言道义哉！
华周、杞梁载甲孤入，而宿于敌人之隧中，其智与仁不足用久矣。然而知贪货弃命之可恶，以死守之而不忍贰，化于其家；妇人之微，且知以礼而却国君之灵宠，虽君子之见道已明而复礼胜私者，莫之逾也。
于是以观勇之德，而勇之体立，勇之用行矣。立之也自有体，不资道义而后有其体；行之也自有用，而且以成乎仁智之用；勇乃以参乎智仁之贵，而气与心性均为天之宝命而成其能。故义成于智，礼成于仁，学者之所知也。
当死而无弃义，造次而无忘礼，勇之以兼成乎义礼者，固宾宾然夷犹委顺以修儒度者之所不知也。夫子之勇，现于历阶之责齐，曾子之勇，征于疾革而易箦。岂当祸福死生之际，旋用而旋给哉，夫亦有以养之矣。无曰勇者之勇，君子之所不取也。君子之所养，未尝不养是也。大疑、大恐、大哀一旦而投于前，舍气而又奚以胜之？
崔杼伐我北鄙襄公二十五年
祸之将发，天下具知之，而唯昏庸之主弗觉，斯其所以为必亡之主也；其或觉之，而积弱者又困于人心之离而无以自免，斯其所以为必亡之国也。
非必亡之主而成必亡之国，其失在纲纪之不立；非必亡之国而有必亡之主，其罪在辅弼之无人。天下具知之，而其君与左右之臣，枕蚖蛇而席剑刃，晨斯夕斯，无以自救也。夫岂不有任其咎者哉？
刘裕之心，赫连勃勃知之矣，而晋安帝无能为之防，非晋主之不觉也，虽觉之而无可如何也。若夫王弘之流，则心已离而不可用矣。安、恭非必亡之主，而君臣外内成乎必亡之势，使赫连氏策诸万里之外而中，此谁咎哉！晋自东徙以来，元帝不君，王敦、桓温数摇人心于歧路，晋氏无能饬法以治乱贼之党，君臣之纽久解而不可张矣。
崔杼之弑，孟公绰知之矣；秦桧之奸，叩马之书生知之矣；而齐庄、宋高无能为之防，非国势已解，欲防之而不得也。齐庄淫昏而宋高猜懦，奸人之情日呈于左右而目不见也。夫有目而不见，二君之罪也。乃恶声播于天下，达于敌国，彼二君者有耳而不闻，岂独二君之罪哉！比干死而后殷纣亡，则罪不在干；泄冶杀而后陈灵弑，则罪不在冶，张九龄罢而后李林甫之奸逞，则罪不在九龄。
环齐、宋之廷，碌碌者禁寒蝉而学仗马，无责焉耳矣。夫不有翘然自命为君子者乎？宋高之悖也，胡铨言之于始而蚤斥，而铨固小臣也；张浚居将相之任，乃结舌以中书生之逆料，浚亦奚面目以对女真之策士哉！
若夫齐庄之廷，陈无宇既挟异志以幸乱，庆氏抑怙同恶以分国，将谁望焉！而晏平仲者，岂其智出于公绰下哉！晨夕同廷，观变之熟亦较公绰而尤审，乃进不能为泄冶之死，退不能为九龄之去，尸禄容身，无片语以警君于垂死之日，迨其已成乎弑，始宾宾然立于崔氏之门，委罪于死君，而自诧以死亡之无与。
舌虽佞，亦奚以解其心之惭乎？婴之言曰：“臣君者岂惟其口实，社稷是养。”夫社稷垂危而规瑱不入，甘寝于荣禄之下，刃悬君脰而若不知，婴非口实故，而何必齐廷之可偃息哉？婴他日又曰：“事三君以一心”，婴将何以为心乎？无亦浮沉观望，塞默委顺，以自保口实之心邪！
操是心也，岂徒三君与，冯道之四姓亦无所不容矣。枕尸而哭，亦甚恶其陨涕之无从也。故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晏子而已矣”，不足为有无于人国，而天下无有惮之者也。不然，敌国之谋士虽料其祸之将发，而国有人焉，且虞其或拯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