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乃可以为天子之大臣。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九四捍御之功，不如上九之豫防，足以倾否，九五之不亡，上九系之也，李长源当之矣。
其与肃宗议功臣之赏，勿以官而以封邑，故贼平而无挟功以逼上之大臣，此之谓保邦于未危。不然，则如刘裕之诛桓玄、李克用之驱黄巢，社稷随之以倾矣。
其谏肃宗以元帅授广平、勿授建宁也，故国储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釁，此之谓制治于未乱。不然，则且如太宗宫门流血之惨，玄宗、太平搆祸之危，家国交受其伤矣。
太原之起，秦王谋定而乃以告：韦氏之诛，临淄不告相王而行；非适非长而独建大功，变起宫庭，高祖、睿宗亦无如之何也，非君父之舍适长而授庶少以权也。
使肃宗以元帅授建宁，则业受命于己矣，是他日之争端，肃宗自启之也。乃肃宗之欲命建宁，非有私宠之情，以建宁英果之姿，成功较易，则为当日平贼计者，固得命帅之宜，廷臣自以为允。
乃长源于图功之始，豫计未有之隙，早涂土以泯其迹，決之一言，而乱萌永塞，所贵于天子之有大臣者，唯此而已矣。事已舛，祸已生，始持正以争于后，则虽以身殉，国家不蒙其佑，奚足赖哉？
且夫逆贼有必亡之势，诸将有克敌之能，广平虽才让建宁，亦非深宫豢养无所识知者也。假元子之宠灵，为将士先，自可制贼之死命，无待建宁而始胜其任，长源知之审矣。
广平为帅，两京旋复，亦非拘名义以隳大功。知深虑远，与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也。故曰必如是而后可以为天子大臣也。
五
借援夷狄，导之以蹂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然而有异焉者，情事殊，而祸之浅深亦别焉。
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师都、刘武周之党，不得已从刘文静之策，而所借者仅五百骑，未尝假以破敌也，故乍屈而终伸。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数骑却之，突厥知我之疆而无可挟以逞也，故其祸尤轻。
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虏，以逞其欲，破灭后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册命，为附庸之天子，与宋之借金亡辽、借元亡金，胥仰鼻息于匪类，以分其濡沫，则役已操wo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祸尤重。
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乃唯恐不胜，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因胁西域城郭诸国，征兵入助，而原野为之蹂践；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
嗣是而连吐蕃以入寇，天子为之出奔，害几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纥无血战之功，一皆郭汾阳之独力，唐固未尝全恃回纥，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则愈于敬瑭远矣，有自立者存也。
夷考其时，西京被陷，而禄山留雒，不敢入关，孙孝哲、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纵酒宣淫而无战志，索民财，人皆怨愤，颙首以望王师，薛景仟破贼于扶风，京西之威已振，畿内豪杰杀贼应官兵者四起，肃宗既拥朔方之众，兼收河西、安西之旅，以临欲溃之贼，复何所藉于回纥而后敢东向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势之穷，虑不能及于远大也。
其一，自天宝以来，边兵外疆，所可与幽、燕、河北并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玄宗自削其辅，夺忠嗣而废之，奉忠嗣之余威收拾西陲者，哥舒翰也。
翰为禄山屈而称病闲居，朔方之势已不振，既且尽撤之以守潼关，而陷没于贼。郭、李虽分节鉞，兵备已枵，固罗叛归，又扼项背以掣东下之肘，故郭、李志虽坚，名虽盛，而军孤且弱，不足压贼势于未灰。
陈涛之败，继以清渠，不得专咎房琯而谓汾阳之所向无前也。推其致弱之繇，玄宗失计于前，肃宗不能遽振于后，积弱乍兴，不得不资回纥以壮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