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乃可以为天子之大臣。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九四捍御之功,不如上九之豫防,足以倾否,九五之不亡,上九系之也,李长源当之矣。

    其与肃宗议功臣之赏,勿以官而以封邑,故贼平而无挟功以逼上之大臣,此之谓保邦于未危。不然,则如刘裕之诛桓玄、李克用之驱黄巢,社稷随之以倾矣。

    其谏肃宗以元帅授广平、勿授建宁也,故国储定而人心一。全二王兄弟之恩,息骨肉猜疑之釁,此之谓制治于未乱。不然,则且如太宗宫门流血之惨,玄宗、太平搆祸之危,家国交受其伤矣。

    太原之起,秦王谋定而乃以告:韦氏之诛,临淄不告相王而行;非适非长而独建大功,变起宫庭,高祖、睿宗亦无如之何也,非君父之舍适长而授庶少以权也。

    使肃宗以元帅授建宁,则业受命于己矣,是他日之争端,肃宗自启之也。乃肃宗之欲命建宁,非有私宠之情,以建宁英果之姿,成功较易,则为当日平贼计者,固得命帅之宜,廷臣自以为允。

    乃长源于图功之始,豫计未有之隙,早涂土以泯其迹,決之一言,而乱萌永塞,所贵于天子之有大臣者,唯此而已矣。事已舛,祸已生,始持正以争于后,则虽以身殉,国家不蒙其佑,奚足赖哉?

    且夫逆贼有必亡之势,诸将有克敌之能,广平虽才让建宁,亦非深宫豢养无所识知者也。假元子之宠灵,为将士先,自可制贼之死命,无待建宁而始胜其任,长源知之审矣。

    广平为帅,两京旋复,亦非拘名义以隳大功。知深虑远,与道相扶,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也。故曰必如是而后可以为天子大臣也。

    五

    借援夷狄,导之以蹂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然而有异焉者,情事殊,而祸之浅深亦别焉。

    唐高祖知突厥之不可用,特以孤梁师都、刘武周之党,不得已从刘文静之策,而所借者仅五百骑,未尝假以破敌也,故乍屈而终伸。渭上之役,太宗能以数骑却之,突厥知我之疆而无可挟以逞也,故其祸尤轻。

    石敬瑭妄干大位,甘心臣虏,以逞其欲,破灭后唐者,皆契丹之力也;受其册命,为附庸之天子,与宋之借金亡辽、借元亡金,胥仰鼻息于匪类,以分其濡沫,则役已操wo之存亡生死而唯其吞吸者也,故其祸尤重。

    肃宗用朔方之众以讨贼收京,乃唯恐不胜,使仆固怀恩请援回纥,因胁西域城郭诸国,征兵入助,而原野为之蹂践;读杜甫拟绝天骄、花门萧瑟之诗,其乱大防而虐生民,祸亦棘矣。

    嗣是而连吐蕃以入寇,天子为之出奔,害几不救。然收京之役,回纥无血战之功,一皆郭汾阳之独力,唐固未尝全恃回纥,屈身割地以待命也。则愈于敬瑭远矣,有自立者存也。

    夷考其时,西京被陷,而禄山留雒,不敢入关,孙孝哲、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之流,日夜纵酒宣淫而无战志,索民财,人皆怨愤,颙首以望王师,薛景仟破贼于扶风,京西之威已振,畿内豪杰杀贼应官兵者四起,肃宗既拥朔方之众,兼收河西、安西之旅,以临欲溃之贼,复何所藉于回纥而后敢东向哉?此其故有二,皆情势之穷,虑不能及于远大也。

    其一,自天宝以来,边兵外疆,所可与幽、燕、河北并峙者,唯王忠嗣之在朔方耳。玄宗自削其辅,夺忠嗣而废之,奉忠嗣之余威收拾西陲者,哥舒翰也。

    翰为禄山屈而称病闲居,朔方之势已不振,既且尽撤之以守潼关,而陷没于贼。郭、李虽分节鉞,兵备已枵,固罗叛归,又扼项背以掣东下之肘,故郭、李志虽坚,名虽盛,而军孤且弱,不足压贼势于未灰。

    陈涛之败,继以清渠,不得专咎房琯而谓汾阳之所向无前也。推其致弱之繇,玄宗失计于前,肃宗不能遽振于后,积弱乍兴,不得不资回纥以壮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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