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土坝上张望，看到了我的身影，大声地喊着：“是山娃子吗？”
我大声地回答：“妈，是我，我回来了。”
脚下加快脚步，奔向我的母亲。总算来到我的母亲面前，母亲仔细地打量着我，帮我拍着身上的灰尘，嘴里还念叨着：“总算回来了，总算回来了”。
我一阵心酸，我回家的次数太少了，母亲似乎更老了，头上的白发似乎更多了。
进了家门，我拿出给我妈和弟弟买的礼物，给我妈买了一套新衣服，以前都是我妈给我买新衣服，这是我第一次给我妈买新衣服，妈妈一边说：“这得花多少钱啊。以后别买了，太浪费钱了，在农村干农活穿什么都能凑合。”一边又拿着衣服仔细看着，脸上的笑意忍不住露了出来。
我感到惭愧，母亲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能回报的又何其少。
我又拿出给弟弟买的游戏机，弟弟可高兴了，接过手拆开包装就开始摆弄起来。弟弟东海已经快20岁了，是个大小伙子了，可还是改不了贪玩的习性。在我们的父亲去世那年，他才在读初二，由于家里已经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考虑到我成绩好，而且已经高三了，就只有让成绩不好的弟弟辍学了，这也是我觉得一直对不起弟弟的地方。可能妈妈也觉得对不起他吧，就对他比较娇纵，使得他养成了一些好吃懒做的习性。其他倒也没有什么恶习，就是从小调皮，但嘴巴很会说，也很逗人喜欢。
春节放假在老家这几天，使我感到了浓浓的亲情。这种亲情使我暂时忘记了工作上的不愉快。母亲问起我工作上的事情，我总是说还好，不想让她担心。
然而，厄运并没有就此终止，我的境遇反而进一步恶化了。
春节回厂上班的第二天，胡悦就悄悄跟我说，我可能要被调到车间去，让我觉得有点吃惊，刚进厂时都没有让我下车间，工作了快两年，反而把我调往车间，有点说不通呀。
果然，过了两天，贾处长找我谈话，正式跟我谈了厂里决定要把我调往三车间的事情。从我到处里以来，贾处长基本没有单独找我谈过话，没有想到，第一次单独找我谈话，居然是谈调离供销处的事情。
“小汪呀，你到处里快两年了吧。”贾处长开口说话了，还是原来的那副腔调。
“是的，贾处，两年多些了。”我忐忑不安地回答道。
“处里对你的工作还是满意的，小汪你做事呢，有时候是直了点，但那都不是什么大毛病，总体工作还是任劳任怨的。”贾处长继续说道，绕着圈子。
将近两年的工作，得到的一句评价，就是“任劳任怨”，我感觉悲哀，但又无可奈何。
我没有说话，继续听着贾处长说：“厂里很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你呢，在供销处已经干了两年多了，供销处的工作也很熟悉了，为了让你得到更全面地锻炼和培养，厂里决定将你调到车间工作，以便熟悉生产的情况。过两天人事处会有正式的调令给你。”
领导说话都是很讲“艺术”的，明明是被下放，还美其名曰“锻炼和培养”，也让我再一次明白，话怎么说，永远是掌握在当权者手里的。
虽然胡悦提前提前给我透露过这个信息，但是当真正这个消息正式像我宣布时，我还是感到胸口剧烈地翻腾。我，厂里唯一的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居然受到这种待遇，我到底犯了什么错，工作这么踏踏实实，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难道就是因为只是提了点不合领导心意的意见，就要受到这种对待吗？进厂两年多了，但现在的我和进厂时比，机会和境遇反而大大倒退了。我感到这个社会的阴暗和不公平，但更令人绝望的是，我对这种阴暗和不公平没有任何办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有任人宰割的份。
人事处的调令很快就下来了。我在办公室整理东西准备去三车间报道，周德治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