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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二十一年初，经内阁议定，朝廷拟收回京畿、山西、山东、宣府、大同几处的总兵关防、督抚印信。这份命令将在今年的头一个月全部完成，会由兵部、吏部协同印制，下发给各地文官武将新的关防、印信等身份证明物件。
这种举措，旨在统合自万历年便已繁多不可尽述的各地文官武将，之前的撤销繁多督抚一旨，便是崇祯皇帝为这项旨意的先行基策。
可以预料，新的关防、印信下发之后，原本许多实无权柄，但却占据督抚、总兵之名的军将、文臣，都会被革职。
留下的那些，要么是崇祯朝以来建立军功的武将，要么就是在京师六部中行走历练之后，外放为官的才能之士。
绝不会再出现总兵、督抚之间辖区重叠，无法分清主次，导致让地方小贼做大，遇事无法及时向朝廷上报或镇压的情况出现。
张名振如今是天津水师总兵，这个名称其实是不正确的，属于本朝崇祯皇帝穿越过来之后的首创（胡编乱创），不过他在今年正月也得到了正式的称呼。
原本并没有天津水师总兵、提督、总督这些称谓，全都是崇祯皇帝为建立水师随口册封的，既然山西、京畿皆已收复，也就不能再如此随便行事，需要改成更为正规的官名。
万历二十一年，明廷曾专设保定副总兵负责天津海防，添为天津海防副总兵，初驻保定，后移镇天津、旅顺，还铸有关防。
就此看来，“保定副总兵兼天津海防副总兵”算是此前比较正式的称呼。
建奴趁大明内乱兴起之后，天津成为集兵供饷的桥头堡，万历四十七年前后，万历皇帝命周于德充任“提督天津、登莱、旅顺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驻于旅顺。
自此之后，天津海防正式提上日程。
由于旅顺已经陷落，朝廷上对此事避重就轻选择性失明，导致天津直到崇祯十八年穿越而来的崇祯皇帝以张名振为海防游击开始，才又有了新的海防将领。
如今，张名振和曹友义都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新关防、印信。
正如前者为黄蜚出示的新铸关防上所书，如今他的正式称呼，是“天津海防总兵官”，率水师屯驻天津，已经不再是之前那闻所未闻的水师总兵了。
至于曹友义，关防上刻印的自然还是“天津总兵官”这一亘古不变的称呼。
张名振作为海防总兵，职责上自然是协助天津总兵曹友义统领武将，防备海患。
除此之外，他又要负责水师水兵的训练，与抚选官兵增援蓟辽、护卫漕运、镇压起义或兵变及巩固海防等事。
原本这类职务都是驻在旅顺，如今不得已才又移回天津，实际上，张名振负责的许多事情，曹友义同样负责。
两者的职务上已有重叠，这导致曹友义和张名振久有冲突，新的关防、印信下来之后，倒是从根本上避免了这种冲突。
朝廷让东江镇牵制辽东的消息传到这一带，便让许多高官们头疼不已，首当其冲的是黄蜚，张名振和曹友义自然也不排除在外。
甚至，就连如今刚到莱州就任文登营坐营官不过半月的刘体纯，也被这件事呈上了桌案，文登营负责的其实也有抚兵往援辽东一事。
相比前三者，刘体纯实际上可以算是中层军将，但即便是他，也已经被这件事烦得不轻，更别提黄蜚等人了。
曹友义听闻黄蜚来到天津，原本正要去会会，听后者径直前往海防总兵张名振府中的消息以后，正考虑要不要再去，却又见到张部的水师水兵来请他前去商议。
朝廷牵制建奴的政策，整个辽左附近的文官武将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更何况还关系到能否收复全辽的大业。
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