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了。
“老师，”武好古又将话题转到了向日本国“传教”的内容上来了，“学生以为，我们向日本所传之道，是必须综合考虑日本国情的。可不能把我们的‘乡约’、‘商约’和‘士约’传去日本国，他们也用不着。”
日本国现在是庄园经济，工商业根本不发达，农民更是没有地位，是给武士随便砍着玩的存在。能搞什么“约”啊？
“那日本要用何道理？”苏东坡问。
武好古想了想说：“我国现在是圣君当朝，君威鼎盛，所以才要用各种约法。而日本国则是君权不振，贵族和僧侣割占土地，控制民户，类似我国的两晋。因此要传日以尊王之道，要特别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还要强调大义名分之说。
至于大道嘛，暂时不要传，无论是理学还是自然之道，一时恐怕都争不过日本的和尚，还是先循着大理国的路子来吧。”
“大理国？”
“对，佛治心，儒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