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泪眼不干,是黛玉的突出的性格特点之一。反映到语言上因而也有与贾宝玉一样的浓厚的悲音哀调。在感慨身世、缅怀乡土的言谈中,在对未来命运的悲观失望的词语中,隐约地流露出她悲痛哀伤的心情,是那样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四十五回中,与薛宝钗谈到自己的病情、身世和处境时说:“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时候我是怎么个形影儿,就可知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觉又重了些似的。……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由于那样的处境和病状,甚至使林黛玉陷于悲观的宿命论之中。当薛宝钗送了她一些薛蟠从姑苏带来的土产,贾宝玉约她一起去致谢时,她却说:“自家姐妹,这倒不必,只是到她那边,薛大哥回来了,必然告诉她些南边的古迹儿,我去听听,只当回了家乡一趟
”。(六十七回)
反抗精神和悲音哀调形成林黛玉性格化语言的一大特色,使她与《红楼梦》中其他女性的语言不同,当然,更使她与薛宝钗的语言大有区别了。
回过头来再看看薛宝钗,她出身于“金陵一霸”的皇商家庭,为待选嫔妃而进京。她的生活理想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她与黛玉、宝玉不一样,她对封建主义从来不怀疑,一切按照封建主义的要求和标准去为人处世。在关系复杂、矛盾重重的贾府,她采取“罕言寡语,安分随时”,“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态度,取得了众人的欢心。生活在封建社会,她如鱼游水中,当然不会反抗,也绝不会因为感到封建制度的压力而苦恼。因此,她的语言中没有林黛玉语言中那种浓厚的悲音哀调。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标准淑女,薛宝钗的语言带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和说教口吻。像因抓住林黛玉的偶一不慎,在酒令中说出《西厢记》、《牡丹亭》中的两句曲词,她便拿“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来教训黛玉:“……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连做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份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份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才是好。……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绩的事才是;偏又认得几个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书看也罢了,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四十二回)看她说得多么可怕,简直把这些移人性情的杂书视若洪水猛兽,沾上了就无可救药。还提出妇女们就只能
“做些针线纺绩的事”,实际上是要求妇女处于受压迫的地位。他这段议论跟当初宝玉入塾时贾政的训话如出一辙,充斥着封建卫道者酸腐的气味。
当听到贾宝玉说把她们闺中的诗写在扇面上时,她便提出:“自古道女子无才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件。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六十四回)这种教训的口吻是很多的,只要碰到不合乎封建道德的,她就会挺身而出,加以批评。所以,她曾多次劝说宝玉读书上进。在宝玉挨打之后,她又一次劝说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三十四回)请看,宝钗和黛玉的语言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真是泾渭分明!
由于思想性格不同,语言表达思想的方式,两个人也是不同的。黛玉的语言真诚直率,表里如一,任情任性,是自然天性的尽情流露。她说话往往无所顾忌,也不考虑后果,所以甚至表现出尖刻的特点来。
在薛姨妈与宝玉、宝钗等喝酒时,李嬷嬷拿贾政来吓唬宝玉,劝阻他不要喝酒,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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