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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中，德国战败，并且受尽了屈辱，只被允许保留几乎是象征性的十万国防军。
一方面迫于协约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战后经济崩溃，德国的财政收入也不可能养活太多的军队。
面对巨大的压力，暂时隐藏了雄心壮志的德国陆军只能节衣缩食，集中资源办大事，让连长干排长的活，将军充当校官。
等元首上台开始扩军备战之后，这些军队中的精英骨干力量，立即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李中易打的也是大致相仿的如意算盘，同样因为形势所迫，财政收入无法养活太多的军队。
目前，根据大周朝的官方统计，不过区区六百万户而已，约三千万的总人口。
当然了，由于“人丁税”的事实存在，全国各地的民间，多有隐瞒实际丁口的陋习。
唐朝中后期实行的两税法，将原有的人丁税“租庸调”并入了财产税，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改革人丁税的先河。
两税法的实施，是在社会贫富差距变得较大的情况下，增大实际纳税面，保障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举措。虽说其主要目的在于挽救政府收入窘迫的困境，但其客观上减轻了少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并使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开始变得松弛，从此，人丁税在国家税收中渐渐不再居于主要地位。
但是，随着唐末军阀混战，军费徒增，至五代时，各个割据政权均在其辖区内加征“身丁钱”。
大周朝立国之后，各地仍延旧制征收。其男子二十成丁，六十为老，在此年龄范围内不分主、客户均须负担。各地税制也各不相同，如洺州每丁纳钱六百九十五文，磁州五百九十四文，成为百姓的一项额外苛赋。
地方官想多捞钱，老百姓不堪重负，很自然的也就选择了瞒报人口。
李中易也不知道民间究竟隐瞒了几成人口，只是从来往的商户以及各地的线报那里，间接的知道，各地民间人口的瞒报率，大约都在五成左右。
由此计算下来，整个大周的人口，总计也不过四千多万而已。
以区区四千万人，若是养活三十万甚为消耗钱粮的精兵，民间的负担显然过重。
归根到底，契丹国的疆域太过于庞大，又是迁移流动性极强的马上民族，其全国真正动员起来，带甲百万绝对不是梦。
将来，李中易的手头若是没有二十万以上的精锐兵马，很难将契丹主力合围，并一举灭国。
道理其实是明摆着的，李中易即使带兵二十万北伐，国内也至少需要十万兵马留守，以震慑宵小之徒。
基于长远的战略性考虑，李中易很早就定下了彻底征服高丽国的计划，目的其实也很简单，利用高丽国的所谓三千里锦绣河山，帮他养活十万精兵。
浩浩荡荡的船队，按照参议司事先的计划，顺利的抵达了江华湾偏北的新罗村。
充当先锋的刘贺扬部，按照参议司制订的作战计划率先抢滩登岸，并迅速的展开了战斗队形，以防不测。
有了刘贺扬所部的列阵防卫，整个李家军的大部队，开始有条不紊的下船。
根据船形的大小不同，每条船上大致装载了一个至三个都的将士，等船靠岸后，这些成建制的部队，便按照规定的方位，严密列阵于刘贺扬部的侧翼。
李中易手持单筒望远镜，就站在舷窗前边，默默的注视着部下们鱼贯登岸的身影。
如此庞大的部队，却井然有序的登陆，这离不开各个分参议司大量而又细致的事前工作。
依照事前的布置和演练，除了总参议司必要的值班人员之外，包括军法司以及各个分参议司的人员在内，全都被安排到了每条大船之上，他们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