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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信寄来一块绿玉。这块玉芭蕉，是我亲手击毙海龟纯夫大佐后从他身上得到的，当作战利品没收了。在此之前，我与海龟在一茶楼相遇，他打了我三枪。我负重伤跳楼逃脱之后，亲自用刀将子弹从身体里挑出来。我在菩提寺击毙他时，打尽了两支枪里所有的子弹……这不是为报私仇，而是代表人民处决那个日猷！这块玉，我献给你，你有了它，有如我在你身边……
想你！
我足足等了一年，才等来这么一封信，和一块有着特殊意义的玉芭蕉。我欣喜地哭了，哭得是那么地伤心，又特别地痛快！我想给佘彪回信，但不知道寄往何方，只有几回回在梦里向他倾诉我的思念……没日没夜地等了三年，这三年里没有一点儿他的消息。我怕他战死，更怕他忘怀了我，常常在梦里哭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整个重庆沸腾了，我的心也激烈地在跳动，我在等佘彪归来。抗战胜利了，他也应该归来！
我的事情，父亲知道了，宽怀地对我说，如果这个人还在，他还回来，我就亲自给你们操办婚礼。我笑着哭了，扑在父亲怀里。
那年的九月四日，也就是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天，佘彪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他瘦了，黑了，不像是才三十多岁的人。我不在乎，只要他回来就够了。
父亲没有失言，两个月后就给我和佘彪举办了婚礼。由于他没有家，他也不想在外面住，父亲就将楼上两间房子给我们做新房。婚前婚后那几个月，我幸福极了，他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至于优秀到什么程度，我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
我幸福甜蜜的日子，很快就被内战破坏了。
一天，佘彪阴着脸回到家，对我说他奉命重回华北。我要跟他去他不同意，说有我在他身边，他会为我担心，无法工作。他还告诉我，他正在争取留下来，或者换个环境，但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希望非常渺茫……果不其然，他的担心变成事实，上峰命令他即刻返回华北。
佘彪走的那天，我告诉他我可能怀孕了。他惊喜地贴在我肚子上，听里面的动静。我发现有滚烫的东西落在我手上，扳起他的头一看，他哭了，满脸是泪。我从没有看过男人哭，那种克制自己无声地哭，让人撕心裂肺……他流着泪说，有些事情不能对我讲，让我理解和原谅他。
佘彪是我的亲人，我有什么不能理解与原谅的呢？
几天后，佘彪像上次离开我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这一走就是一年多，音讯全无。很快，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连南京政府也迁到了武汉，还准备南迁广州。家里也发生了变化，两个哥哥出差去了外地，捎信回来说被战火滞留在外面回不了家，后来才知道他们俩早就暗地里加入了共产党，秘密出行去了解放区。
我和佘彪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样子像他，也像我。
一天，保密局来了一个处长，说我是局里的家属，要把我全家转移到台湾去。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要求要见佘彪，并说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那帮人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把我和父母
还有孩子带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不久，我收到佘彪从邮局寄来的信，说局里把我在台湾的地址给了他，他才知道我们的下落。他要我们安心在台湾生活下去，一旦有机会，他就会赶来与我们相会。
不幸之人的愿望总是善良的，但往往难以实现，哪怕是低微地希望，也是虚无缥缈……我只盼望能与佘彪团聚，他也想和我母子不再分离，这种愿望对我和他来说，已经是天方夜谭……
不久，国民政府和残存的军队来了台湾，我每天都抱着孩子在码头上，急切地盼望能看到佘彪的身影，然而，每次我都失望而归。撤到台湾的保密局，我不知道去了多少次，从来也打听不到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