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人世，婆婆一人生活着。赶上了国家的好政策，住着廉租房、吃着低保、领着伤残补助，晚年算是幸福了。唯一痛苦的就是疾病的痛苦和寡居的孤独吧？安静一直以来认为老人不用住院、不拖累儿女就够好了，没想到刚强的老人会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
七月底，安静的丈夫刘洋左手搀着拄拐杖的老妈妈，右手牵着女儿稚嫩的手，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当然还提着大包小包。大包是老人换洗的衣服，小包里是老人治疗高血压冠心病的药。安静的女儿刘思祺的背上背着沉甸甸的书包。
列车上的人们问老人拄着拐杖去包头干什么，老人爽朗地告诉人们：“孙女上高中，去包头陪读孙女！”
老人说话时没没有苍凉，没有悲壮，有的是自豪的。刘洋听着老妈妈的话苦涩地笑了。安静送女儿、婆婆和丈夫到车站，看着缓缓开动的列车，看着列车上一老一小的笑容，她的鼻子一酸，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那小的要人照顾，那老的本来也该要人照顾啊！列车在钢轨上飞驰，义无返顾，从容不迫，很短的时间里，拉开了很长的距离。安静像木偶一样伫立在那里站成了一尊眺望的雕像。她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空间，忘记了存在，忘记了自己。过了好久，她才缓过神来，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了站台。台湾作家龙应台写过一篇《目送》，说是孩子长大了，父母和孩子的机缘就是一次次地目送，目送的父母这头是无尽的牵挂，被送的儿女是义无返顾地不返头，是欢欣鼓舞地奔向自由。
从此，车站、列车、车票、站台成了她的一个生活内容。她因为有病，女儿上高中，学校领导照顾她没有让她带班主任，而是只让她带一个班的课，工作量少了一大半。她每到礼拜五上完课就匆匆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等到去了包头已经是夕阳落山、晚霞满天了。然后匆匆赶乘二路公交车。等到包头青山区民zu路下车时，已经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了。星期六给女儿和婆婆洗床单被罩，收拾屋子，买菜做饭，改善伙食，做鸡做鱼；星期日女儿补课，安静给女儿和婆婆洗衣服，做饺子做包子，蒸烧麦烙烙馅饼；星期日晚上，女儿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小区补数学，从八点补到十点，安静送女儿去，十点钟再把女儿接回来。
女儿报名补数学之前，安静领女儿试听了一节。讲课的是内科大的数学老师，四十七八岁的样子，头发稀稀疏疏的，头顶已经空空如也，看上去很苍老。从周六到周日两天时间排得满满的，高一、高二、高三三个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又分基础班和提高班，六个班学生轮流进行，讲课的只有这老师一个人。到了晚上八点到十点这一班，这老师强打精神，手抚讲桌或依靠黑板，声音沙哑地讲着。安静知道他很挣钱，也很辛苦，那是在透支生命。她在培训机构一天上午讲两个小时的课，下午睡起来备两小时的课，累得都难以支撑，何况这老师两天要讲十二小时的课呢？安静计算了一下这个老师的补课收入：每个学生每个学期一千二百元，每班三十个学生是三万六千元，六个班是二十一万六千元。一年两个学期是四十三万二千元，这还不算暑假和寒假集中补课的收入，再加上这些一年能挣六十多万元吧，一年是半个百万元，也许是钱催的吧？人们都说鸦片是兴奋剂，金钱也是兴奋剂，让人透支生命却依然兴奋。
这老师为了钱把日子和时间排得满满的，高中生们、初中生们、小学生们，还有早期教育的孩子们为了考个好大学、好中学，在小考、中考、高考中考个好分数、考个好学校把日子和时间也排得满满的。台上的老师，台下的学生，背后的家长都辛苦，都不容易。安静是从台下的学生走上讲台成了老师的，一步之遥苦苦走了十几年。她现在也本校听课，外出观摩听课，往往听两节课就腰酸背疼得不得了，而学生们每天要在学校十一个小时，除去课间操、课外活动和几个课间十分钟最起码在教室里坐九个小时，夜自习放学后回家还得学习两三个小时。这样算下来一个学生一天得坐下来学习十一二个小时，别说记不完的知识，做不完的习题，就是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