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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是以戚继光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所指出的；“重而难举，发而莫继”。
这里主要指大型火器的问题，正如戚继光所言：“旧有大将军、发熕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生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
由于大型火炮发射速度慢，装药操作复杂费力，一旦面临实战，敌人常常趁“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或“必伏其身，挨我火发、闻声之后即冲突而来”，导致明军常吃败仗，火炮威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欧洲这一时期的铸造技术并不特别优越，在17世纪，中国炼铁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然而西洋火炮在设计上，则具有管壁较厚、炮管由前至后渐粗、且倍径较大等特点。故有射程提高、杀伤力强且较不易膛炸的种种优点。
此外，西洋火炮的炮身多安有准星和照门，以为瞄准之用，两旁并铸有炮耳，便于架设在炮车或炮架之上，以调整射击角度，操作相当方便。
第二明代前期的火炮如碗口筒炮、铅弹一窝蜂、迅雷炮、大将军炮等等，均无瞄准具，所以命中率很低。这个毛病比较致命，大大限制了火炮威力的发挥。
在明末时期，欧洲国家的炮兵已经大规模开始使用铳规射表。虽然明朝对于这种先进的炮术非常眼馋，但是因为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的防备，这种先进的操炮术一直没有传入中原。
所谓铳规，就是可用来量炮管的仰角，炮手可用铳规测量火炮的射程和测量火炮应该装填的火药量。这就是“药弹相称”的发炮要领，而当时中国并没有这种先进的的观念。
当时欧洲的火炮制造家依据弹道学原理，已经在铳规上刻有相应的比例尺，让炮手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可简便地估计装药量，这是火炮发射技术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
对于这种先进的操炮射术，明朝的一些读书人无疑花费了极大地热情，终于在崇祯年间弄清楚了这种炮术的原委。
经过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等精通西学的读书人刻苦专研，终于在崇祯初年，登莱巡抚孙元化最早掌握了这种炮术要领。他马上利用这种炮术操练了孔有德这支东江军。可惜后来因为吴桥兵变，孔有德将山东打了一个稀烂，最后带领麾下的炮兵投奔了八旗军。
从此之后，皇太极如虎添翼，八旗军在战场上避免了攻坚不利的弱点。朝廷依靠火炮防御八旗军的计划也彻底破产。
有关铳规的规格和用法，刘宣虽然来自后世，但是也不是非常了解。尽管他也有一些几何知识，但是让他算计弹道学还是勉为其难。
最后刘宣提出了要求意见，经过炮兵营老炮手、铸炮工匠的多次改进。霍州炮厂的铸炮师在炮架上设计了四种射击角度，每一种角度都经过校射试验，并且编写了规整的射表。
只要按照射表操炮，虽然比不上铳规之法，但是相比起依靠炮手的经验，准头上无疑大大的增加了不少。
因为这个时期的工艺限制，火炮的铸造标准并不规格，所以每一门火炮的射表都不相同。一门火炮，直到火炮损毁，使用的炮手都是固定的人选。
在整个平阳军校当中，标注射表的火炮也只有一门新炮。因为新炮较少，所以平常很少进行实弹训练。一个月之内，炮兵科的学员也只能进行三次实弹训练。
这一回刘宣前来视察，炮兵科为了博取头彩，所以才安排了炮手进行实弹操练。
刘宣刚刚赶到校场，只见炮兵科学员已经开始搭建靶台，十几个炮兵也推着火炮进入了炮位。
炮兵科科长王庚正要上前向刘宣汇报，只见刘宣远远地摆了摆手，示意王庚不要打断学员们进行操练。
随着口令声一阵阵传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