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学，以及经济学、商贸学的角度而言，田兰的意见并没有问题：冬小麦的收购价格，只要别降的太过夸张，百姓就依旧会将冬天耕种出的冬小麦，卖给少府。
但田兰的思维，却依旧停留在了商人那一套‘先垄断市场，再打压成本’的死路上。
如果刘弘是一个商人，亦或是一个资本家，那刘弘大概率会认可田兰的建议，以每石五十钱，甚至四十钱、三十钱的价格，收购今年关中所产的冬小麦。
待夏秋之际，市场逐渐出现粮食紧缺之时，再将研磨好的麦面撒入市场，以每石二百甚至三百钱的价格，豪揽关中大半财富。
但作为一个皇帝，刘弘绝对不可能答应田兰的请求。
非但是刘弘，换做历史上任何一个有所作为，且将百姓看的比蝼蚁看的稍高一些的君王，都不会通过田兰的提案。
原因很简单：治国和行商，是行为、诉求、目的都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商人逐利，是最本能，也最原始的诉求，一切都以谋取更大的利益为目的，在商人身上自然是再正常不过。
但对于一个政权，一个国家，乃至于一个文明而言，谋取利益，几乎可以算作是最不需要考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