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广德二年，官府登记全国的酒户，每个月必须缴完酒税，才可以卖酒，标准是长安附近的酒户交十五文/升，酒税约50%。
每年征到酒税一百五十六万贯，占全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有着唐朝的例子在前，宋朝自然对酿酒业的控制非常强，其中就包括两方面：
第一、开办大量的官营酿酒坊，从生产到销售，把持酒的专卖。
第二、继承五代以来的“酒曲专卖”的制度，允许民间酒户酿酒，但必须从官方购买酒曲，同时课以重税。反正酒户想酿酒，必须用到酒曲，而且根据购买酒曲的数量，可以推断出酒的产量，征税也“有的放失”，酒户基本不可能逃税、漏税。
为了从源头上控制酿酒业，宋初便制定了严厉的“禁曲令”，规定：“私造曲15斤、私运酒入城达3斗者，处死。卖私曲者，按私造曲之罪减半处罚。”
宋朝的酒税达到古代巅峰，宋代的榷酒收入直接拔充军费，因此是支撑边境军费的重要来源。
宋代的酒税从立国以来，在财政收入中一直占据较高的比例，天禧末年超过了1000万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达16%。
既使南宋丢掉了北方的大部分领土，宋高宗时期的酒税仍有1300万贯，财政收入占比达24%。
然而、由于到了明代，除了洪武年间短暂实行过官店卖酒征税外，其他时候的酒税基本划归地方，并与船税、渔课、醋等其它商税合并计算。
因此没有明代酒税总额和税率的记载，酒税的税率更是历代最低。
明代酒曲税的税率为2%，非常低的税率。
如正统13年杭州知府高安上奏说：“本府自国初，酒醋岁课钞106，080贯。经历年久，中有新开酒醋之店，分毫无税。”
大致意思是杭州从建国以来，征收的酒醋税没有变化，新开的酒醋店都没有征收酒税。
明代的纸钞从洪武年间不断贬值，到正统年间，100贯钞才能买1石米，10万贯钞相当于1000石米，约400贯铜钱。
也就是说、像杭州这种大城市每年征收的酒醋税只有400贯，而南宋的常州府，每年课征的酒税超过37万贯。
在明代人口多余宋代的时候，宋代能征收一千三百万贯的酒税，而明代酒税却长期在五万两左右。
尽管有着时代和汇率的不同，但以洪武年间制定的酒税来说，大明朝的酒税也应该每年可以收取数十万两才对。
现在的局面是，民间的商贾都把官府的话当成耳旁风了，根本就不交税，而百姓也有样学样。
朱由检缺银子，很缺！
眼下盐茶两司的效果已经出来了，那么作为财政大头的酒税也就要搬上台面了。
“酒税一事不容争论，自即日起，户部设立酒课司，于天下各府监督地方官员、商贾。”
面对百官的激进上疏，朱由检视若无睹的继续下令，因为他很清楚酒税这种玩意实际上是富人税。
相比之盐铁专卖，酒税属于非必需品征税，等于向有钱人征收一种特别消费税，是朝廷税制的重要补充，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影响较小。
如果说食盐专卖是“国民所急而税之”，那么酒的专卖则是“国民所靡而税之”。
酒税就是羊毛，财政需要时，便会剪一剪。
宋朝实行募兵制，常年供养八九十万军队，财政压力巨大，所以一直实行榷酒政策，征税体系也非常完备。
汉朝、唐朝在财政出现压力时，也会拿出酒税的政策，剪一剪富人的羊毛。
明朝皇帝一直没看清楚这点，总是盯着农民那点税，所以逼出了李自成、张献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