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只梁启超这么认为，目前大部分国内的知识分子都抱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能说他们错了。
最少中国的这些精英们第一次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想到的不再是诉诸三代之治以及古人经卷。
李谕只能说：“多学学自然是应该的，即便一时落后，将来说不定也会成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得更远之人。”
梁启超说：“疏才的话更加坚定我以手中之笔驯化民众之想法。我同时是一名报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文人论政或许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监督朝野之政论家。”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是民国年间非常多知识分子坚持的理念。
他们内心知道如何是正确之路，单纯的上层改革远远不够，必须弘扬科学与民主。
不过报纸这东西毕竟在中国的时间还是有点短，目前很多报人还是过于主观。
李谕提醒道：“卓如兄‘驯化民众’的说法我觉得欠妥。”
“有什么欠妥之处？”梁启超问。
李谕说：“教育不是传布偏见，也不是灌输学说，而是解放大众心灵，发展其自己的判断力。换言之，教育不是给人见解，乃是帮助人得到见解。所以在社会学科的教授上，教者只应该作科学的、客观的陈述，不应有偏袒的主张；对于每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应予以相当的注意，不应按着个人的好恶有所轻重。”
梁启超却说：“那样太慢了，无法快速完成崛起。”
李谕不知道说什么了，再说下去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了。
但从现代眼光看，民初的许多社会精英以及知识分子确实在启蒙这件事上做得有些操之过急。
许多报纸完全就是一家之言，拼了命让大众相信自己的见解。
李谕更不能对他们作出评价。
只能说历史本身不会犯错，永远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人在某个时期犯了错。
好在中国足够大，文化足够深，能够在挣扎之中摸着石头最终过了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