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激发后，由激发态返回基态时会放出紫外线。人眼当然看不见紫外线，但是灯管上涂了荧光粉，紫外线照射到灯管壁上的荧光粉，就发出了可见光。
荧光灯能耗很低，只有白炽灯的五分之一，——白炽灯90%的能量都浪费在热量上了。
同时，荧光灯的寿命也很长，毕竟白炽灯灯丝要加热到两千多度，啥材料也经不住这么长时间的热辣滚烫。
李谕准备先把专利申请下来，其中一些元器件可能还需要通用之类的公司生产，比如启辉器之类，届时可以在国内开个分厂，反正这东西技术难度没那么大。
荧光灯只要造出来，绝对大赚特赚。
二十世纪初的电力供应紧张，很多人为了省电都不舍得开灯，要是能省那么多电费，灯管还不容易坏，消费者百分百买单。
尤其是国内，一个大的发电厂装机容量只有区区几万千瓦，还不如后世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企业，太不够看。
对了，多年前爱迪生也弄过荧光灯专利，但他的方向错了，一直用X射线，而非紫外线，所以没成功。
李谕知道爱迪生搞专利有一套，正好绕开了他的专利……
——
几天后，李谕的大门又被敲响，打开门迎面就是胡适。
“院士先生，冒昧叨扰！”胡适说，接着介绍身后的一人，“这是我的老乡兼哥大同学，陶行知。”
李谕欣喜道：“你们好！快请进。”
陶行知和胡适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拜于杜威门下，但两人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
胡适一直保持一种西方范，主要和社会名流打交道。
陶行知则不一样，他的理想是教育普及，着眼于基层及农民教育。
虽然二者都很重要，但李谕心里还是更敬佩陶行知先生多几分，他是真的在用心做好教育事业。
只是不知为何，陶行知的名气相比胡适要小了很大一截。
“两位从上海过来？”李谕问。
陶行知说：“是的，院士先生，我刚在上海待了不足一旬，适之就拉我一同北上。”
“出国多年，回来感觉如何？”李谕又问。
陶行知说：“我比适之晚回国几个月，坐的船刚到日本横滨时，就突然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所幸没几天被压了下去。然后又到上海，考察了上海周边，满目尽是目不识丁之人，便有了做教育而非仕途之心。”
“何止周边，就算上海，你看那死寂沉沉的文化界，能强多少？”胡适说，“中国就是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才产生了种种不如人之处。北大给我发来聘书，让我当个教书匠，我想改变时局，今后不再是一帮少年人跟着老师傅往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
在美国留学时，虽然只学了半年工科就改学文科，但胡适一向崇拜科学，只是自己并非搞科学那块料。他不止一次说过，学自然科学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
而现在北大的不少老学究，仍然在坚持不懈地钻故纸堆，这也是蔡元培极力引进新人想改变的。
陶行知笑道：“我记得在哥大时，适之说过要二十年不谈政治，看来要在文化上发力。”
胡适说：“政治革新之基础，是文化的革新，不然都是空中楼阁。”
李谕说：“你的信心听起来很足嘛。”
胡适拿出一本随身日记，指着最近的一行字说：“这是我在北上时想到的。”
日记上写的是英文：“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李谕认识这行字，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