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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谕等人对化学奖没有提名权，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哈伯，这个颁奖在诺贝尔的自然科学奖中争议性非常大。哈伯的在科学上的功劳没的说，合成氨功在千秋，解决了粮食问题。
不过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对哈伯的为人嗤之以鼻，颁奖时他的演讲几乎无人鼓掌。
因为严格说，哈伯犯了严重的战争罪。战争期间，他把合成氨工厂转而生产硝酸铵，从而制造炸药；最关键的是，他引领了化学战，这可不是一个小污点。
慕尼黑大学要举办一场物理学会议，李谕与爱因斯坦想邀请普朗克同行，不过他因科学院的事务缠身没能同行。
慕尼黑大学刚刚成立的“数学－物理研究班”隆重接待了李谕和爱因斯坦。
李谕无奈道：“果然如此糟糕。”
海森堡觉得无所谓：“我并不擅长做实验，实验室小一点没关系。”
他们问完后，索末菲等人进行了接下来的问询环节，唯独维恩对这套理论不太感兴趣。
韩国规模大一些，人口、土地、经济都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江苏省，战后当了美国小弟，朴正熙等人的国家主义干涉经济起到很大作用，扶持起几个超级企业。虽然代价是这些企业被华尔街强力控制，但总归让韩国成了罕见的从战前一贫如洗到跃升为发达国家的特例。
那名学生起身道：“谢谢院士先生，我叫泡利，是一名研究生。我想问，全同粒子，指的是光子和电子吗？”
“是的，”李谕说，“从实验的总结来说，微观粒子根本无法区分，完全相同，交换两个全同粒子体系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威尔逊特意给顾维钧、陆徵祥解释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在目前情况下，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
只不过在这个时空下，未来的“玻色子”一词很可能会被改成“李谕子”，因为这些名字本来就是狄拉克起的（按照对标准粒子模型的贡献来说，叫做狄拉克子其实更合适）。
顾维钧的表现堪称外交场上的艺术家，但北洋政府此前埋下的祸根还是无法消除。
林德曼继续说：“我赞同希尔伯特先生的说法，物理学是不完备的，如今的状况大家有目共睹，可以说到了千疮百孔的地步。所以我并不喜欢外尔那种用物理学来玷污纯数学的做法。因此我对海森堡说，‘你不再属于数学。’”
好嘛，原来是物理学界的超级“怼神”泡利，难怪会不顾规矩举手提问。
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
《空间-时间-物质》听名字就知道是讲相对论的。
稍晚些时候，索末菲把海森堡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李谕同在办公室中。索末菲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后，就决定收下他。
实际上此时的巴伐利亚还没有非常安稳，有那么一些小小的动乱，不过大学里的人还是挺多的，爱因斯坦和李谕两人分别做了演讲，正好是两个领域，爱因斯坦讲相对论，李谕讲了量子理论。
福斯问：“您没有同意？”
李谕在巴黎没必要多待，准备动身经由美国回国。
美英法三国的首脑组成最高会议刚刚约见了中国代表团，由对中国态度较好的威尔逊传达了他们决定的最终方案：“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代表团只知道李谕又参加了众多大学演讲，还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学上马上就要迈出的一大步，因为他们正被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决定搞得焦头烂额。
不管政界如何争论，反正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