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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处理自己的琐事时,李谕在柏林大学又见到了爱因斯坦。
他刚刚参加完一场和平主义者聚会,与罗曼·罗兰一起回到了柏林。
“爱因斯坦先生,罗曼·罗兰先生。”李谕打了声招呼。
爱因斯坦放下手中的烟斗:“可惜这场和平聚会没有院士先生。”
“什么议题?”李谕随口问。
“别提了,”爱因斯坦无语道,“我就不该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
罗曼·罗兰接了一句:“是一场关于限制战争中毒气使用的和平会议。”
“你不觉得很荒唐吗?”爱因斯坦说,“在我看来,为战争行为制定规则和限度是完全徒劳的。战争不是游戏,因此人们不可能像在做游戏时那样根据规则来进行战争。我们的斗争必须指向反对战争本身。”
罗曼·罗兰也是个反战者,问道:“那你认为应该怎么做?”
爱因斯坦想了想说:“可以建立一个完全拒绝服兵役的组织,来最有效地与战争体制作斗争。因为军事训练是在杀人技巧方面进行精神和身体的教育,它阻挠了人争取和平的意志的成长。”
罗曼·罗兰又问:“如果再次爆发欧洲战争,而且一方显然为侵略者,你怎么办?”
爱因斯坦说:“我将无条件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战争服务,并会力图劝说我的朋友采取同一立场,不论我对特定战争的起因有何感受。”
罗曼·罗兰笑道:“果然,爱因斯坦先生一旦出了科学领域,就有不切实际的倾向。在目前的德国,裁军简直是痴心妄想,或许在某些政客眼中,会认为你的说法非常幼稚。”
爱因斯坦说:“暴力只会催生暴力。”
罗曼·罗兰问李谕:“院士先生,你愿意加入我们的和平组织吗?”
“抱歉,”李谕说,“我无法加入。”
“为什么?”罗曼·罗兰问。
李谕说:“因为这个世界有疯子。”
爱因斯坦说:“疯子不可能在大国成为领导者。”
李谕摊摊手:“那可说不准。”
爱因斯坦对和平的坚持一以贯之,虽然除了罗曼·罗兰外,还有其他学界大佬如密立根批评过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有些“幼稚”,但爱因斯坦的很多话还是挺有预见性的。
比如1929年,他曾给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魏茨曼说过:“如果我们无法找到一种方法与阿拉伯人真诚合作、签订公平合约,那么经过了2000年的苦难,我们实际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这话放到一百年后都相当令人深思。
爱因斯坦这么热衷和平事业,自然和目前德国的局势有关。
小胡子蠢蠢欲动,经济危机让他的势力不断壮大,而且宣扬要为德国报一战的大仇。
早在他上台之前,德国社会就知道此人将来一定会扩军备战。
不过这些就不是李谕所能左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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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他们两人,李谕出席了一场小范围的量子讲座,组织者是泡利,这次的内容李谕非常熟:赵忠尧的正电子论文。
正电子的发现在科学界影响很大,各地的大学、研究所都在对其进行研究,毕竟是一个新粒子。
泡利讲完后,单独和李谕聊了聊。
“院士先生,其实我也做了一件理论物理学家不应该做的事情。”泡利有些无奈地说。
“什么事情?”李谕问。
泡利说:“我提出了一个人类在实验上永远也检测不到的东西。”
“你说的是中……哦,布莱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