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虎山舍弃了一天的工分，跑河里溜溜蹲着捞了一天，只捞到五条小拇指长的小鱼，卖是没必要了，想着自己改善伙食，家里的奶奶做饭又舍不得放油去除鱼的土腥味，成品最后还不如腌的冒油的咸鸡蛋下饭。
被动适应了几天生产队生活之后，他才发现小说里的发家手段不现实，在农村生产队，先别说是不是有人愿意浪费极其金贵的食用油去烹饪腥味大的河鱼，而是他根本不可能在不被他人发现的情况下找到足够多的鱼，但凡卖鱼能赚到钱，生产队也不至于把鱼塘里养的鱼每年捞出来各家各户分掉，早就第一时间运进城里换钱，过年时分钱和分鱼哪个能让社员们更开心，这个常识各队的生产队长还是知道的。
这么说吧，在中坪村这地方，谢虎山就连割草卖钱，都不知道去哪找野草。
在中坪村，家家户户的孩子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背着筐拿着小镰刀四处找野草，为什么如此积极，就是因为野草能卖钱，一百斤晒干的野草，各个生产队明码标价一块钱收购，买回去用来喂队里的大牲口，如果想试着卖高价，还能去五天一次的大集上碰碰运气，运气好，能遇到急缺上好草料帮牲口进补的生产队，在大集上给出比平时高出一毛钱的价格。
割草卖钱，这也是当时生产队不多的允许社员各家创收，且刮早买钱，这也是当时生产队不多的允许社员各家创收，且不算延误生产的行为之一。
问题是一百斤干草，最少要将近三百斤湿草才能晒出来，这就导致村子附近的草刚长到足够挨一刀，马上就会被早早为家里创收的孩子们眼疾手快的收割干净，现在一个孩子想要割满一筐草，少说也得走出四五里路，常常有两个孩子因为抢同一片草打起来的画面出现，而且哪怕是野草，也不是随时都能割，在北方农村，也就夏秋两季能随割随长，等天一凉，草叶一黄，再想割草就得等明年。
去城里谋生?更加不可能，农村户口四个字就将谢虎山牢牢禁锢在中坪村，当然，他随时可以和几个同伴去县城，市里开开眼界，见识见识，但别想在城里长期逗留，因为住旅馆要介绍信，去饭馆吃饭要粮票或者粮食。
实在是他觉得自己能想到的所有投机取巧的方式都无法实现后，才想到来一次跨越大半个中国的千里走单骑。
目的地自然是此刻正处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港岛，那地方他熟。
只是此刻横亘在他与港岛之间最重要的一座大山，是如何才能让中坪公社或者中坪生产大队帮他开一封前往羊城或者鹏城的介绍信。
毕竟没有介绍信，就意味着不能住旅馆，不能买火车票，只剩下南下沿途睡大街，一路要饭行乞，冒着被人当成盲流遣返回来的风险，慢慢向港岛徒步前进这条路。
真要靠步行要饭一路南下，可能1997年港岛已经回归祖国，自己还未必能走到粤省。
至于刻个萝卜章，自己给自己写封介绍信上路，谢虎山更没考虑过，风险太高，这几千里路哪怕只遇到一个认真办事的公安，对方摇个电话确认一下介绍信真假，自己就得进班房踩缝纫机去。
“是南下，我是说如果我要南下，没有介绍信，怎么去。”
谢虎山吐掉嘴里的葫芦梗，停步看向三人，再次强调了一次:“南下!”
作为和谢虎山光屁股长起来的发小，生产三队民兵排“参谋长”韩红兵听到谢虎山抓狂的话，不解的开口:“我说，这种事你去大队问一声不就完了?不问你咋知道大队到底能不能开介绍信，咱们县之前不是有人拿着介绍信去过港岛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他吹的反正挺像回事。”
谢虎山不可置信的盯着韩红兵，觉得他的话有些不可思议，1978年，虽然从报纸上能了解到到国家已经在尝试推动改革开放，但那也就表现为进行一些很小范围的试点性验证，比如燕京郊区某些农村允许生产队在不延误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