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族俾仰给我而不背叛，利二；遮隔强虏，遏其狂逞，作我外篱，利三。”但从这一制度实施的后果来看，则是促进了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繁荣，使河州成为“秦陇以西、繁荣称首”的“乐土”。并养成了河州人酷爱饮茶的习俗，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款待客人，还是走亲访友，茶是河州最好的见面礼，河州人甚至把“订婚”叫做“送订茶”。
茶与互市制度得以成立，按明初士人的说法是：“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以茶给番，“固番人心”。所谓“采山泽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得茶不能为中国害，中国得马足以为我利，计之得矣”。“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番人以茶为命”，“国初散处降夷，各分部落，随所指挥地方安置住札，授以官职，联络相承，以马为价，使知虽远外小夷王官王民，志向中国，不敢反叛”。一方面以显爵拢之，另一方面以日不可缺的茶制之。“一背中国则不得茶，无茶则病且死，是以羁縻之，贤于数万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虏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独得之者也”。“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机在我”。
上述是当时人的说法。但是茶马互市制度的设立，对我邦现今购马安邦的意义来说，则是它确立了茶价高于马价的比价，使我邦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比价，出较少的钱，买到我邦急需的两千匹战马。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明初所订立的河州茶马互贸的价比是茶高马低，大致情况为：“凡上马一匹给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上马30篦（每篦约3斤，合90斤），中马二十篦（合60斤），下马十五六篦（合四五十斤）。而在明初70余年中，或是一年一征，或是一年数征，或是三年一征，征马数量，一年数百匹，或是数千匹，但大部份时间征马7705匹。仅在河州等地粗略计算，合计约在20万匹以上。而延至今世，马价已抬高至：上马易茶100斤左右，中马易茶80斤左右，下马易茶60斤左右。
但茶价高马价低的价格仍未改。以实例为征：
见于明嘉靖版《福宁州志•食货•贡辨》一书所记：当时芽茶84斤12两，值价银13两2钱2分；叶茶61斤11两，价银1两4钱7分9厘。而至万历九年（1581年），每斤芽茶估银0.08两，叶茶0.02两。
当时的银价是一两银子，折铜钱1000文钱，能够购买400斤大米。而当时在边贸市场上，缺粮的蒙古人，只要6-8两银子就可以把马卖给明廷（有时甚至不用付钱，以粮易马即可）。而以万历年叶茶每斤折银0.02两为基数估价，买上马一匹给叶茶40斤，仅需银0.8两。如以芽茶计每斤折银0.08两为基数估价，买上马一匹给芽茶40斤，仅需银3.2两。但直接用银子买马，同样在万历年间，在关外买一匹马，需银均价20两，买一匹好马，需三十两银子，买普通的马，约需银十五两（当时华北地区一匹马是20两银子，从山西到北京，基本都是这个价）。由此可见其中差价之大。
言说及此，罗秀兰又道：上述所说是明万历年茶马互市时，以茶易马获利空间之大。但万历年间关外一匹马的均价是银20两，而现今已涨至一匹马均价50两银子，而以茶易马的比价却未曾大变，由此可见到关外以茶易马获利空间之大，因此说元帅要我赴中原买马，若想获成功，只能采取茶马互市的方子，出边关买马。若此，不但能以5万两银子买得2000匹马回归，而其间获利空间，不但能充抵买马的人力资本，甚至也能补充军资。
听罢罗秀兰所述，黄义明大笑道：看罗姐身材，五大三粗，似练武的料子，不意讲起贩马一事，却满腹经纶，年少时必读书不少。
罗秀兰答道：我年少时家中有钱，家父乃西北马商，花钱请私廓先生教我识字。我生性玩劣，喜习武而不喜读书，为此挨了不少先生戒尺和家父鞭打，但在家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