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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期中考试来了，物理考试中，我一时急忘记写工式。老师发下卷对同学们说：“王晶，没写工式，别人一分不扣，但是王晶，王晶被我扣了五分”。便因这五分之差，我排到了第五名，我有些积怨，总觉得他不应该那么干，这样会使我失去自信和自尊，我觉着褒读了我的尊严，于是我郁郁寡欢。但雄心是有的，我努力学习，参加了每一科举办的竞赛。在一年一度的全国“希望”杯数学竞赛中，我荣获了金牌。班里还有一名男同学得了“铜牌”记得同学们围着我问：“金牌是不是金子做了？”还有同学说要拿过来合影。那位得铜牌的男同学买了一堆蛋糕，配了眼镜说这是他爸爸的奖赏。其实，我心里最高兴，因为按当时的升学政策：“获全国一等奖的要保送省重点高中，获全国二等奖的同学要加二十分；三等奖的不计入在内。“我心里暗暗高兴，“按当时的保送政策，是应该保送了。”但赵老师皱着眉头说：“那还有啥学头。”班上五个极为不安分的女学生分配到我这个组。“不安分”主要是讲上课爱开小差，喜欢说小话。做事不认真爱敷衍了事。老师便有了口实，经常批评。那次，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王晶，麻雀是跑还是跳？”我没什么理会。这让我想起《离婚》所描写的张大哥的家庭纷争及其危机，可视为传统的民族自下而上方式的危机。小说辛辣地提示了张大哥的“哲学困境”。这位张大哥待人处事的准则是：“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这像班主任，他经常这么说。张大哥最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连小说中另一位“马虎”先生都嘲笑张大哥的生活态度就是敷衍，而且是郑重其事的敷衍。作者以现实主义的严峻态度，写出了这类老派小市民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在遭到不幸时张大哥竟至毫无所为，因为他的“硬气只限于狠命的请客，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于礼教。”张大哥成了悲剧角色，只会绝望地哀叹：“我的罪过谁？招惹过谁？”老舍以幽默的笔法，真实地写出了张大哥这类市民社会“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坤坤长得虽不漂亮，但举止轻浮，却不爱学习，中学生不像中学生的样子，留着披发，还编了小辫。我感觉比较恶心，她就是一部神秘的象征诗剧。戏剧开幕前本是一个艺术启蒙的故事：诗人把女主人公美瑛“由尘世的诱惑里救出来了，给一个肉的迷醉的人以灵魂的醒觉，”使她懂得了“人生是短促的，艺术是悠久的”的道理，并且自愿地到诗人的家中闭门读书，以求精神的升华——在与女性*往中，男性常常（并且喜欢）扮演启蒙者的角色，而且大半是成功 的，但大幕拉开，两个月后，在外流浪的诗人带着最流行的围巾、绸鞋、香水与乐谱，来看望他的美瑛，以创立同时满足灵肉要求的新生活（这正是他真正追求的），他却意外（甚至是惊恐地）发现，这位被他唤醒的女性又被“古潭的声音”唤去，并且永远不归了。原来分离期间，美瑛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锐变，如像她自己向诗人的母亲所表白的那样：“我是一个漂泊惯了的女孩子，……那里也不曾留过我的灵魂，我的灵魂好像随时随刻望着那山外的山，水外的水，世界外的世界……我不忍想下去了。从那以后，我的感情总是疙疙瘩瘩。就像杨朔写得《荔枝蜜》从小被蜜蜂蛰了，见到蜜蜂总觉得疙疙瘩瘩的。
我仍然在努力，在用功。我的学习成绩一点儿也没拉下。但一次，老师说要评选“优秀班干部”几个候选人里，老师让我们写了竞选材料。我认为我当之无愧。因为我继“希望”杯数学竞赛夺金后，又在亚太地区教科文卫举办的数学试卷以最优试卷参加展览。这样想着，但评选结果是那位轻浮的女学生——坤坤。我很震惊，也很颓唐。觉得世道是如此不公，这个女孩子成绩是二三十名左右，怎么会这样呢，我真是觉得人心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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