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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寒说的像是佛教的谒语，我当时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与萧寒告别后，回到了重庆。那时，新政权在荡涤从前的污泥浊水，我的两个哥哥因妹夫是被枪决的保密局上校而受到影响，降级使用。他们大义灭亲，将我赶出了他们的家。我的护照被没收了，回不去香港，更难以回到台湾父母身边。我带着孩子在贫民区找了一破房子安下身来，想凭自己的本事，谋个小学教师的职位。去几个学校试教了几堂课，校长们都很欢迎我，一旦看了我如实填写的履历表，都明确表示不能接收我。
我去应聘原来根本没看在眼里的工作，用人单位了解了我的情况，都明确拒绝了我。为了生存，为了年幼的孩子我什么都做过，诸如摆烟摊、卖小菜、替人缝缝补补……甚至在烈日下在江边锤鹅卵石。为了孩子，这些我都能忍受，我忍不下去的是孩子所受到的歧视！他四五岁了，一出门，邻居的小孩子都不和他玩，不仅骂他是狗崽子，还经常把他打得鼻青脸肿。孩子也不哭，回来常问我他是不是狗生的孩子……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尽管家里徒有四壁，我不能让他失去教育，就去卖血换回他的学费。第一个月还相安无事，不久孩子每天放学回来，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问他他也不说。其实，我心里知道是什么原因。既然孩子能忍，就忍下去……直到有一天，他的手断了，我不让他再去学校，每天晚上，我在油灯下教他语文、算术……一九五五年，有一天民警找到我，拿出香港一个地址，要我写信回家里，我当时懵了。因为自我回到重庆，就不准我与家里通信，几年来与家里断绝了音讯。原来，我父亲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找到了我，后来他告诉我他从前一个学生，现在是重庆不大不小的官，那个人还记父亲的情，经过他的努力，同意我回香港探亲，条件是我不能带走孩子！
我想父母，更想脱离没有尊严的生活，然而，要我丢下孩子，我情愿不走！这件事情就拖了下来。由于有了家里的接济，我的日子好过多了，再也不用过那种屈辱的生活……几个月后，父亲来信说他那个学生要调任北方，很快就要离开重庆，如果我不在他离任前办好去香港的手续，今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怎么办？
百无聊赖中，我想起了萧寒，找出他给我的纸片，心想去听听他的意见。便将孩子托付给邻居，到了成都。
萧寒看到我时并不惊奇，但仍然有些意外，他说我来找他在他的意料之中，只不过拖了很长时间。他把我带到成都最好的一家酒楼，要了许多好菜，还点了一瓶酒。
不知为什么，我与萧寒频频举杯时，眼前总会出现佘彪的影子……我忍不住，一下哭出了声，周围的食客都诧异地盯着我。萧寒却说，哭，大声地哭，把你心里的委屈都哭出来！
听他这么一说，我反而不哭了。我一直盯着他，在想那次在渔阳，他为什么会死里逃生？
萧寒从我眼里看出疑问，苦笑着说：对不起，在渔阳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其实，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枪下留人……那天早上，我与你丈夫一同被绑赴刑场。押送我们的人都是当年和我一个部队的战士，行刑前给我和他松了绑，并给了我俩一人一支烟。我和他吸着人生最后一支烟，他还开玩笑说如果有来生，我俩重新来过！当年在渔阳见到他，我就怀疑他是自己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军统特务，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才做得出来的事情。我曾经问过他，可能是出于保密原则，他否认了。人生最后一支烟真香，我猛吸了一口，被呛得直是咳嗽，他捶着我的背。我问他，要是在渔阳时他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起码我现在可以给他作证。他苦笑着说，地下工作者的保密条例很严，他的真实身份，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透露……
我对萧寒说和佘彪生活了这么些年，他仍然没有告诉我有关他的一个字。佘彪是背着保密局上校站长的皮被判处死刑，我问萧寒，你呢？
萧寒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他将杯-->>